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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布朗（Brown）的人与康托共事 。曾经有一个从布拉格来的人，名叫切尔尼（Czerny），那是大家记忆之中，唯一一个与康托的名字按英文字母排列最接近的人名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道格·卡特菲尔德（DougCatfield）来了以后。
“我向你们承认一件事，但是请保证不要说出去。”琼·阿德利已经平静下来，脸上泛起了和解的笑容。“斯塔福博士，你关于按照姓名字母来排列的说法很有见地。当我还在布朗大学读四年级时，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野心大得几乎让人很不愉快，我很关注我的名字最终会在哪里出现。当然，我当时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我当时甚至还没有决定到哪里去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宣布我要把名字从琼·亚德利（JeanYardley）改成为琼·阿德利（JeanArdley）。我父亲简直气炸了。真的是这样！”
“你真的改了？”斯塔福结结巴巴地问。
“是的。我到法院去，合法地更改了姓氏。我告诉法官：‘最好当第一，自从史前时代以来一直如此。’他没有问我怎么知道的，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最终，我继续留在布朗大学。所有的人都敦促我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知道在美国科学界是怎么回事：我们非常害怕近亲繁殖，总是建议学生到其他地方去接受研究生教育。可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女性作榜样，可美国只有几所大学有有机化学女教授，而布朗大学就有一位：凯特琳·巴克（CaitlinBarker），所以我选择了她。”
“幸好你改了名字，”斯塔福说，“否则的话，你的论文就变成了巴克与亚德利了。”
“你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其实我叫亚德利也没关系。你瞧，巴克教授总是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面。从此我也一直这样。我认为，把年轻的合作者和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是一种很好的姿态，表明了你对他们的鼓励——甚至是赞许。因此在PNAS上出现的名字将会是普赖斯和阿德利。”
莉亚在沙发的角落里插话说：“多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论文送到那家杂志去呢？”
“PNAS是唯一一家你不能这么做的杂志。要想在那里发表论文，你必须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或者，可以这么说，找一位院士，他愿意代表你递送，并且担保其内容。”
“你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你在开玩笑吗？”
“为什么这么说？女人不能当院士？”
第二部分第15节 特殊的晚宴（4）
琼·阿德利耸耸肩膀。“噢，她们是允许当院士的。目前，在1610名院士中有50位女性。其中有一位在化学部。我打赌这50名妇女全都是绝经期后的。”她说了一半就止住了。“这是个很无聊的玩笑，我不该这么说的。那些男人也全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应该是60岁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院士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孩子的理由之一。我要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科学院女院士。然后我将把我们自己的论文递送到PNAS去。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势利呢？”
莉亚露齿一笑。“因为，骨子里面你也是一个势利之徒。”
“对极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全都是这样的吗？”
斯塔福仍然坐在桌边，两只手臂交叉在一起，下巴搁在手臂上。他一直非常专注地听着，一笑也不笑。“你认为什么能够使你进入国家科学院？”
阿德利用讥讽的口吻回答：“噢，几个咽侧体抑制素，一两种成功的病毒组合，一次证明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演示……几枚奖章和大奖……作许多邀请报告……发表大量文章……然后找到两个国家科学院院士，最好是地位显赫的院士，写我的提名信并且签上他们的大名。”
莉亚继续问：“琼，为什么国家科学院的女性这么少？”
“为什么化学部的171名院士中只有1位女院士，其理由——”
“你看来很清楚确切的数字，”斯塔福评论说。
“我想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她转向莉亚。“迄今为止，在一流大学里只有很少数女性获得化学方面的终身职位。哈佛大学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耶鲁大学没有，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而院士都是从那里选出来的。没有爱达荷或者肯塔基来的院士。”
“我没有想到在化学方面的女性如此之少，”莉亚沉思道。“这肯定与我所在的领域截然不同。”
“我并不是说化学界的女性非常少：只是在最高层才很少。如今招进来的研究生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我的研究小组里就有三名。莉亚，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今天晚上，好像尽我一个人说了，简直可以说是在讲课了。你答应告诉我关于对话主义的。”
“这很公平。我一直在想我的批评工具里面哪样工具最合适你。”
斯塔福站立起来。“请原谅，我很疲倦了。我想上床睡觉去了。”
“你是说你不想了解对话主义？”阿德利的声音听上去很惊讶。
“我已经听莉亚解释过后设论述和巴赫汀的对话主义了，还有什么性别符号学、隐喻、转喻等等。”斯塔福听上去略微有一点歇斯底里。“这是住在这里难以推辞的额外好处之一。”他经过沙发的时候，用肘轻轻推了莉亚一下。
“小心！”莉亚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袖。“坐下。你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会对你有好处的。实际上，它会对你们全都有所裨益的。准备好了没有？”
“好吧，”斯塔福说，嘲弄地呻吟了一声。“尽量爽快些。后设论述有一种趋势，快成为最长论述了。”他坐在休闲椅的扶手上，用手指梳理塞莱斯蒂娜的短发。
“呆在这里，”她动情地瞥了他一眼，“规矩一点。”
莉亚平息下来。“请允许我对你的话作一个解构。”
“先是说巴赫汀的对话主义，现在怎么谈‘解构主义’了？”
“嘘，嘘，阿德利教授，你没有听说过巴赫汀（MikhailBakhtin），这位著名的俄国人吧，”斯塔福故意把“俄”字读得很夸张。“文学理论家，对话主义之父。当今的学术界杰出人物中的大热门。哎呀，阿德利教授，我一定让你很惊讶吧。塞莉和我全都知道他。在这间房间里面，巴赫汀的名字我们每天至少听见两次。”
莉亚宽容地看了他一眼。“不好意思，杰里。这次我要说的是个法国人，德里达（Derrida）。不过，这个想法的由来无关紧要。阿德利教授，”她继续以一种与斯塔福同样诙谐的风格说，“既然你已经听了20秒钟的巴赫汀，那我就用5秒钟的时间来说明一下解构主义：揭开说话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中被掩饰或者‘被抑制’的意思。”莉亚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问号。“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讲课，让我来解析你们这几位科学家整个晚上的谈话。”她看着她的三位听众，逐一看着他们，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琼，开始的时候，在解说你们的昆虫研究、资深作者的问题，以及你为什么认为一个化学教授把名字加在一篇论文上很合适的时候，你总是说‘我们’。”
“那我该怎么说？”
“为什么不可以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呢？”
“但是我们——”她立即打住，缩了回去。“在科学界从来不这么说。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在科学论文或者在演讲里，不要那样做。哪怕没有任何合作者，”
“可谁是那个‘我们’？你在对谁说话？是某个想像中的科学团体？还是尊贵的由校长或者政客或者编辑组成的‘我们’？我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就那么简单。在我看来，那个‘我们’实质上是根据听众而定的。如果是一次演讲，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听众，从你的合作者——比方说塞莱斯蒂娜·普赖斯和你的学生，到专业上地位与你相等的同行。对于塞莱斯蒂娜来说，你想在所有人的面前表明你对她的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和赞扬。可是在有权势或者有广泛影响的大人物面前，在那个有一天将会提名你为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面前，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应该知道你才是那位真正的资深作者。我敢说，对于他来说，这个‘我们’就意味着一些别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的确切意思是，‘不管怎么说，你我都知道那其实是我的想法。’——”
“等一等，莉亚，你这么说不公平。”
莉亚举起手来。“别急，琼，不要把它当成你个人的事。假设这真是一堂课，现在‘我们’实际上真的是表示‘我们’。不同的听众会如何诠释你所说的‘我们’呢？当然，在写作的时候更加困难：你根本不了解读者的身份。它始终在变化。那个‘我们’就相当有趣了：如何理解它，就取决于听众对你的研究的投入，以及你花了多少工夫让他们投入了。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
塞莱斯蒂娜始终保持沉默，她的眼睛像在网球比赛中那样在她的教授和莉亚之间来回移动。琼·阿德利最后终于打破沉默。“其实，那只是说说而已。在现实世界里是不一样的。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意思。”她皱着眉头。“告诉我，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
“这可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事。在奥伯林大学读二年级时，我把专业从英国文学转到了女权主义研究。我父亲大发雷霆。他说：‘你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这个专业比英国文学还要糟糕。’”
“你怎么说的？”
莉亚耸耸肩膀。“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他这实际上是一门关于权力关系的学问。目前，当代批评理论中最激动人心的运动是后结构女权主义。这就是我在论文里面所要探讨的。伍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