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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因为没有家庭，又无什么私物，因而田园已经无人去思念种作了。什么都搞突击。禾熟了，就组织人力去把禾刈下来，不用计数量，也不点帐，收好了就放到仓里。人们只知放开肚皮吃饭，也不知谷子须在什么地方来。人们的劳动队伍，到那里搞突击，不用带口粮，只凭条子，不用计数。因此人们除了不大习惯无家的生计外，又很羡慕这种生活，总之是像超脱凡尘苦海，已无人生之忧，没有什么叫做油盐柴米酱醋茶的思虑。可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只以为目前物质还不很多，过些时期，更快乐的按需分配日子也要到了，据说离目前不久，就要进共产主义社会乐园。
因此这时真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形势。你没有家庭，有物也无处放。什么都集体，房屋也可拆去做高炉，几十家人住在一起，人们恨不得将家私抛开些，以免一家人住在一间小房子，连走路也有困难。尽量减少没备。家家户户又没有厨房，都到食堂吃饭，可以减很多设备用具。田中割下的谷子也无人要，还要说有人要偷谷子，才是大笑话。这时地主富农也可参加公社，没有界线，使地主富农也可高兴。一切军事化，都以军队的称号编制，一个县叫民兵师，一个公社叫民兵团，其它按照营、连、排、班编制，一切行动很统一，没有个人的自由，统一开饭，统一休息，统一指挥，什么也搞突击，今日那里突击，明日那里突击，已经成了正常之风。
由于军事化，就有跟不上队伍人们，那些掌管的人就要出动体罚，这种风气也逐步形成。起初只打地主，富农，坏分子，有些老年纪的地主份子挨病了，死了一些。一些敢说话的贫农，反对随意打人，又因久病无孝子，长年突击，为了惩戒，也被打了。起初大家还认为这是斩狗教猴，表示拥护。以后打人慢慢成风，就无法抗拒了，谁敢出来说话，谁就倒霉的。有的打手因为不得力，说是同情敌人，也要挨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只得忍些声气，以免目前受苦。特别是政法部门也一样，和领导口径一样，共鼻孔出气，要判形也按目前的政策，什么破坏公社化，破坏大跃进的，破坏总路线呀，宪法也无的罪名，按实际的新需要变化。故所以人们没有说话的依据和机会。就是县长、付副长有意见，提了也要按整，评上右倾，真是一气呵成了。一切以第一书记说了算。
话说这时一项需要先写事。就是王万先因为有一块瑞士表，值一百二十元。只因一次课外活动，打双杠时，还是在跳沙湖跳远时，玩得忘形，不慎地失了。因为他怕母亲训骂，就用积下来的钱买了一块十多元的旧杂牌手表。不管会不会走动，只要有一块手表要手上排着，以为也可掩过耳目。就在这当儿，有一个同学叫钟钦华的来他家里玩，也是该败的事，见床架上放着那块表，贼心顿起，便顺手拿去。这王万先也不敢说，只因基母见他很多日不戴表，便问他，虽也搪塞了几天，但其母老是追问，便只得说在床架上放着失了。他母亲一听大哭大骂一场，便去报了派出所。派出所将此事报到治安股，便派人来杳问，有谁来过了，王万先如实反映，钟钦华来过等情况。因为报案是一百二十元的表子，事情就不小了，那时对盗窃很重视，破案也很认真成功。
这钟钦华也偷过一些小物件，曾经偷过业余戏班的铜锣，当旧铜卖了。这回又有这一事，便认真去查访，调钟钦华来查询问讯，钟钦华又没有将这表子即拿出，只说没有、死顶。因而便担了贵表子的名义，造成较大事了。
又说这钟钦华母亲有些封建脑子，见自已儿子近日眼神不同，看样子要出事，就去叫神公问卜，结果说他此月有难，要藏魂才可免事。她也信以为真，便送些钱银给他，写了时先八字给他。他画了符章，作了法儿，将小人儿放进砰子里，叫他埋在钟钦华的床下，要在本朋十五日后才可离开床位，就可息事。
事也有凑巧，这年又是公社化，而只限他在本月十二日要出屋，搬到给集体新安排的住所住宿。她不愿意，就来了工作队强行搬屋。因为外面的人又有要到这屋来住，你不出去，别人又进不来。人人不能在自已家里住，才可消灭私有观念，不要什么都说自已的。她虽是并不惜什么财产，只因心中有数，要求过了十五日后才离去，可完心愿。但这时是军事行动，说一便一，说二便二，工作人员是先锋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东西强行丢出屋外，使她哭哭啼啼，人们只以为她思想不通，便道：“人人如此。有什么可痛心的，也要看破些。”
她只有自已知道，也不敢说出来，边哭边把东西拿着，要赖又无力，拖拖拉拉搬到新住地。
也就在这时，公安局治安人员拿了放大镜到现场查对手指模作案证据，断定了是钟钦华作案。在十四日便将钟钦华进行逮捕了。交出了原物，送回失主，以为这样可以从轻。只因原报案为一百多元，不知怎的，也就给他判了三年徒刑，这是后话。以后王万先也前往公安局作证，说明是一块废表子，要求不要判他的刑，但无济以事，公安人员说：“表子不在贵贱，因他已是惯盗，二次以上了，不能不判，为了维护治安，一定要从严处理的。”
这里钟钦华的母亲大哭道：“狼心的贱子，把烂表子当好表子告人，害了我儿子，这也是命中难逃此厄，又遇到公社化，搬屋，恰是千载难逢，好像使无法挽救。”王万先也只得上前安慰，生怕出了人命事，但也无济以事，一个人判徒刑三年，一生人的前途也已葬送了。
钟钦华的母亲因为和现任付县长当保姆，向他求情，亦是无济以事。因那时领导不便求情，怕被说包庇，因为这时确无用权贿人之事，兼且人人都怕和坏人说话，一评上了坏人，就会被疏远了。这时人们对政策的观念不清，对法律的尺度更无从认识。这位付县长虽然也认为判之大重，量刑不准。但自已不是公安局的人，过问也不便罢了。怕落得包庇坏人之名，阶级立场事大，法律的事小。
有一天，凌子山在街上已行着，忽然遇到王云美。但因凌子山不敢相问，只怕问错了人，有了几年不见，人儿又长大了，性格也各别不便招呼。二个人只互相白了一眼，没有说话便过去了。凌子山想：“这个是王云美吗？怎的她不认识我，她为什么又回到南方？打扮又是不同了，穿着连衣裙，脸色黑了些，只有一愣，也就过去了。也不知问什么好。”他正想着又遇到陈早起，二个人很高兴，他先道：“不想又见到了，我以为不认识罗。现在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一点玩乐的风气也没有了，生活也非常简单化，直统统的。
凌子山又笑了笑说：“还是男朋友，女朋友一别几年，就生疏了，连说话也不敢了。”
“女人有什么可相交，男女交谈是非多不直一谈。喂、你现在感到怎样？生活惯吗？”陈早起说。
“不惯也得惯，有什么办法，他们百家合住一起，并非真正一家人，硬挤在一起，无法而已。”凌子山说。
“过去说一夜不睡眠也难受，初解放时看大戏，一夜通霄也觉三天才可睡足目，现在连干三天三夜也是常事，看来无法这样下去。”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凌子山惊讶的说。
“我父亲被斗，病死了，限三天假期限，昨天才草草地埋了。现在死一个人像死一只草蜢一样，不值一谈，没有亲属送葬，只有抬工，大家都有任务，不能因要理丧而妨碍工作。”陈早起说不下去，便大哭起来。
凌子山也难过地流着眼泪说：“也不知怎的，阿森伯死得这样惨，想来穷人要翻身了，现在正要过好日子，又不幸离开人世。解放才几年。”
“也是为了我的事，我父亲说，自已亲人也不济事了，不认亲人，要搞集体，也不难完全放弃个人的事吗﹗个人有要求，也成了罪责。”陈早起含糊说。
“我是知道了，一切只能服从分配，说干就干，不要讲价钱。有一个不相信一亩田可割万斤粮食，也有罪，叫保守。他们从桌面上打粮食，单株密植，以每条计算谷穗，二万粒稻谷为一斤粮食，算足一万斤，还要说保守，只要摇头表示怀疑也不行。还要拿去当众批判，你看敢讲话吗？”凌子山说，左右看看无行人，心中才安然的笑了几声。
“我想走了，父亲死去，只有母亲，再给这光景挨下去，就无路可走了，在那里我看不惯，每天要打人，减饭吃。有一个资本家兼右派。被打到昏倒，被抬去抢救，还说他装死躺下。病没好又送回水库，要他做重体力劳动，虽是地主啊，也该讲政策啊，”陈早起说。这时遇到前面来了二个拿着绳子指着陈早起道：“你这家伙，借葬父为名，在此消遥，过了三天还不回水库工作，破坏水利建设，在街上做二流子，逃避劳动。今冬要使水库工程基本完成，像你这种人，不是拖了社会主义的后腿吗﹗”
“我明天才上去不行吗？”陈早起失惊说：“还有些尾数没有办好﹗三天是不够的啊﹗父亲病了，我请假不到来服侍几天，到死才见到，不叫人急忙痛心吗﹗”
“人人都这样紧张，带病都要工作做到最后一息，也不要紧，建设社会主义也总会有牺牲的。”
他们说着不由分说，将陈早起绑了就去。
凌子山也看呆了，幸得当学生不会上此刑罚。学生有讲教育，启发，同样年纪，而在社会上就已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一切也是从严的了。
陈早起被绑着，心中非常气愤，又想到自已伤心事，大哭着：“我父亲在生没有受服侍半朝，死僵了才叫我回来理葬事。现在也没办好，又欠了别人的钱，就要抓我上去做工，这是讲良心的吗﹗”
“什么良心，旧社会地主才用讲良心骗人，今天你食着公社的饭，不该做公社的活吗﹗我们也是任官差使，叫我来抓你上去，上面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