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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民兵，自已躲过。听他们说：“陈早起今早就不见了，为何没有回家？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谁人敢收留他？人人没有粮食，只有分社食堂。开饭有定，目前食堂都缺粮，也匀不出米来供养别人。现在二子爷也没人情了，人无半朝粮，睡也无空床，人又挤，有那里可容得人？除非他食药，吊颈了。”
另一个也笑着说：“现在紧箍儿抓死了，没有粮食，飞也不能飞，不等死也要等死了。”
“不要管他，回去说在他家搜过了就算。”方才说话那个民兵说着吸了一口烟，又走过去了。
陈早起见他们去远了，走了出来，回到家里，向母亲告别道：“我不能在那里挨了，日夜干，几个落泊，老命也要给他们收了。逃出去，看能否留条命，看有无出路，到别地方另外谋生才行了。”
她母亲李氏哭道：“这几天晚上逃亡的人多，三更半夜到处搜查户口，看来很紧张，也没奈何。旧社会我们这么穷也无逃过荒，今天才逃荒，也是无法可想象。家中无一粒粮食，食堂三日也没有饭开了，有时开了一餐，吃不饱。一两米一餐，又无菜，只有一点点豆酱送饭下口，连菜也被人偷完了，饥荒时景，贼也很多的。你走出，不要管家中就是，我老人死了也就算了吧﹗青年人可要留下命儿，看以后上面有政策改变，水库做完也不会再这么有苦工的。既然远去，就不要想早回来，回来也会给人白白整死的。”
陈早起心中非常痛苦，又没吃晚饭。在洞沟里躲了一个下午，现在口渴肚饥，史喝了些冷水。因为各户也无柴，锅头。没有开水，甚至连水缸也无。冷水也只是不多的。所以心中痛苦也不说什么话，又怕回来检查户口，也不敢久留。只是收了二件破衣服，告别母亲出来。乘黑夜，无人相识相熟者遇见，得赶夜路三十华里以外才可歇息。这里也不知什么叫做大蛇，夜鬼，只逃跑至上。也正是穷不择妻，慌不择路。他踏着夜色的暗路，绕过执信路转弯到兴隆路。刚到路尾，就要到潭公祠时，因为这里三岔口，人来往很复杂。这里虽夜静，但那些民兵有的要干通霄，行人不少，各有奔头，人人不宁。他只得伏在一傍，见到无人，才爬着起来，急急赶路。才出城五、六里路，在一棵大树底下，正想歇息，猛一抬头，只见一个人从树背面走了出来，吓了他一跳。正要急跑，就被喊住了：“你是谁？”
“啊﹗真吓死人了”。陈早起笑着说。“庆欢你怎的这么晚还来到这里，真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你。”说完大哭，这才痛快流了眼泪，前思后想，非伤得哭个不停。
“你怎的这样悲伤？你父亲是死去，现在悲伤也已无用。这个年头，死人多，也哭顽了。”张庆欢说。
“死是死了，活的也难挨，顾不得了那死的，他已盖棺定论，苦够了，也罢了。我年老母亲才活受苦呢﹗我的处境又这样，怎不叫人痛心啊﹗”陈早起很悲伤的说，二个人坐在石头上，静了一会，各有所思的。
“你现在怎样了呢？”张庆欢停了一会问。“唉、说来话长了，也不隐瞒说，我父刚死了，要我即离家上工地，又说我种种的不遵规定，不讲道理，绑我回工地。动不动要减饭，要斗争，怎可受啊﹗秦始皇筑长城，也不过如此了。为什么劳役这么重？真没有想到，穷人翻身到这种做牛马。像奴隶制的劳动工具，不能讲个不字，没有家，没有亲人。工地吃工地做。工地住。怎可挨下去，我逃跑出来，已有人到我家去抓。也不敢在家久留，抛下母亲，连夜赶路，你想不苦吗﹗我现在已二餐没吃了，空着肚子，还要赶几十华里呢﹗”陈早起说。
“这怎么行，我这里还有些干粮，你就先把它吃了，今天我们要去担炭，是学校统一行动，因为大伙的能力不一，有的担不动，走路也走不了。我只得在这里休息，脚底也起泡了，无法再行。炭子也被别个同学代担去了，现在我只得慢慢回去，真是这时年不同寻常，教育革命，就是以劳动为主，还要唱民歌，歌颂这场革命。所谓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简直没结合，三日二日停课一次，各自为政。教局说停也行，公社要停也行，县府要停也行，反正什么工完不了，就要叫学生去。上千人的学校，也顶事。禾割不完也叫，水库任务紧也叫、炭子担不完也叫，真好像上一个劳动力宝库。”张庆欢坐在石上，也有些不理解地说。
“你们劳动只是自愿，担得了也行，担不了也行。学生有优待，像我们民工就不行的，没有工效就要体罚。我也没有见过奴隶社会，公社，只这我就感到，劳动力被束绑在工地上了。”陈早起一边吃着饼子，送着冷水说，“这饼子那里来的。”
“这是广州来的，广州现在除了食堂吃饭要米票上交，街上饭店还不用米票吃饭。这里还要米票才可上饭馆吃到饭，买糕饼要用饼证。这里还要米票一角钱。但广州不用任何证，可买到饼子，故所以我可以叫人买到这些饼食。”张庆欢说。
“好的，你这话对我有很大启发，广州和这里制度不同，就好了。我以为全世界都要转食堂，要用米票吃饭，全世界共产主义，我就不能跑了。广州不要用米票，就好啦，我就还有生路罗。”陈早起这时才丢去了心头上的大石头。高兴起来的说。
“还有，火车上也不用米票吃饭，也是一个去处，但天天要搭火车才行。”张庆欢说。
“好了、不能久留，我要走了，我走后请你看看我母亲，日后定不忘大恩大典。”陈早起说。
“你不用怕，不久你是可以回来的，这样的情况会有人反映到中央去的。他们作威作福，不遵守国家政策是要犯法的。打人骂人都是共产党所不容的，俘虏都不能打，怎么贫下中农都可以打？听说要处理‘共产风’，也不知是否，怎么搞也不太懂。现在有浮夸风，层层封锁由面还要派人调查。因为人民怕犯事，不敢乱说，加上反右派才结束不久，怕讲错话，因此来调查的人，也不能很快问到实话，所以运动不易开展。”张庆欢说，心中也感到这究是怎么会弄到这样地步。
“我也知这不符合政策，他有权，奈何他不得、转食堂就坏了。生死部在他手里，他才恶了。”陈早起叹气握着拳头说。“这和统购统销，粮食发到个人完全不符，我相信他们也会受到党纪国法惩罚的。”
“我现在这里还有几块钱，几斤米票，给你拿去啊﹗我有一个同学，他兄长是食堂的总务，有时和他可拿到一些，扣了别人的米，另外食堂也有节余，那里无米食，干部半夜才开伙，点名通知，我也去吃过二次。我感到这里吃到别人有口粮，我吃着也伤心，这不知是否叫做我们为大家，大家为我们，还是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呢﹗”张庆欢说。
“感谢了，物质不亡定律，浮东京，沉西蜀，那里吃少些，政府又不可扣回，他们就能渔利。”陈早起说，心中很气愤，只无可奈何。
“政府一粒不扣，依人依量，还有劳动粮补助，上面政策，到下面就要变了。”张庆欢说。“我这件衣服也先给你穿吧，真仓促了，没什么给你，你去赶路吧﹗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可也是读了书，会犯事不定。近来我心潮起伏，感到世界变化太快，太大。比如教育革命，，年年提出，年年有新问题，使人无方向似的。学生无主见，社会动荡又大。有的满腹文才，一时成了右派。我想把它写成一部书，取名为《学生之歌》。写社会文化人员的处境。学校师生的新动向。这本是息息相关的，教而学，学而用。师生和社会知识分子是共一条泉源的。我想把他们的思想，生活，写出来，成为一部传记小说，不知行否。这里我也有思想，不写出来，上面无法知道，只靠汇报怎能知得人心呢？人民从来不能和大官讲话，讲话也不可能畅所欲言，就是工作队上来检查，也要按匡匡汇报，不然叫讲怪话，怎可说到人们心里。你要写吗﹗不知自已会不会成了当今罪人。当然我也相信真理，相信党。但谁能主持真理？毛主席可以吧﹗我又怎么可以和他讲话，下面无法律保障，倒也并非好表达。我本来不足惜个人的得失。不过受到了挫折，自已不能把自已的说话说下去，反而使人们不了解我的本意，变成弄巧反拙。夭折了，太可惜了啊﹗”张庆欢说。
“要干，还考虑到这么长，魏征向李世民提意见，冒着生死。只要对人民有利，何惧之有，今天又不用那么复杂了，也不可怕的。我没有文化，写不了，写得的话，我马上要写信给毛主席。”陈早起说。
“你写信他也收不到，你不看过梁天来千辛万苦上到京城，告了御状，状子还险些被卡下来﹗不是孔大鹏忠直激言，案子也不能上报呢﹗据听说还要在下面就要检查上中央的信，叫机要组织，不知是否。”张庆欢说。
“不过要注意，写什么要敢以主持公道，不要含糊，才会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有益。你说马克思主义是客观还是主观？马克思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从何所据。
1957年以前，我国基本上是行民主阶段，一切很好，物埠民丰。现在转了公社，就有些紧张了，这是什么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熟悉呢？还是有人利用这种主义又另搞一套呢？我不好理解，不知你怎么想的。”陈早起说。
“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客观的真理，在具体上还要有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各国情况不同。特别是时间上的不同。即帝国主义的兴衰关系，世界抗衡也会出现营业生产重点的变化，支持了谁，打击了谁，顺了势，就以为行了什么主义大利。帝国主义都发达了，就要说明这一边的不足，不能一下子认识，要长期观察才知，我不是政治家，它的正确与否，我不能表示。不过我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这才是主要的。”张庆欢笑着说。
“这也合道理，事实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