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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文艺创作中有许多在空间飘浮的形象，《一千零一夜》差不多写尽了天下的轻之物象——飞毯、飞马、灯火中飞出的神；
意大利著名诗人乌杰尼奥•；蒙塔莱在他的《短遗嘱》中写道：蜗牛爬过留下的晶莹的痕迹/玻璃破碎变成的闪光的碎屑；……
“轻”是卡尔维诺打开世界之门与打开文学之门的钥匙。他十分自信地以为，这个词是他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与漫长的创作生涯之后而悟出的真谛。他对我们说，他找到了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文学的最后的解。
我们也可以拿着这把钥匙打开卡尔维诺的文学世界——
卡尔维诺并不否认对现实的观察。但他用轻之说，阐释了他的观察方式。处于我们正前方的现实，是庞然大物，是重。它对于一般人，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使他们无法转移视线再看到其他什么。人们以为重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并为重而思索，而苦恼，而悲伤，而忧心忡忡。中国当下的那些以国家、以民族大业为重而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都会关注的重大事物、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的作家，就是在重与轻的分界线上而与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的。
卡尔维诺在分析传说中的柏尔修斯时说，他的力量就正在于“始终拒绝正面观察”。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正前方矗立的事物，都具有方正、笨重、体积巨大、难以推动等特性。大，但并不一定就有内容，并可能相反，它们是空洞的，并且是僵直的，甚至是正在死亡或已经死亡了的。
我们很少看到卡尔维诺是正面观察的姿态。他的目光与我们的目光并不朝向一个方向。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卡尔维诺恰恰毫无兴趣。而那些被我们所忽略不计的东西，恰恰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被常人忽略不计的轻，正是因为轻，才被我们忽略不计。卡尔维诺看我们之非看。叹息、微光、羽毛、飞絮，这一切微小细弱的事物，在他看来恰恰包容着最深厚的意义。细微之处深藏大义。
大家都看过钱钟书的《围城》吧？很多人说好，它究竟好在哪里呢？我曾经跟一个在《围城》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朋友开玩笑，故意说了一句大话：“中国人读《围城》，读懂了的也就那么三四个人，而我是其中一个。”（笑声）他笑了，说我在吹牛。我就吹牛给他看，我说：“你那个《围城》读来读去，不就是读一个‘鸟笼子’主题吗？一个‘城’的主题吗？这其实没多大意思。我看《围城》好几遍了，也没在意这个。我想很多人也不在意。你不说人家还不知道呢。再说，这种意象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钱钟书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我最喜欢《围城》就在于两个字：精微。我把精微看成小说的一个境界。一个作家能把小说写到这个份上，他的造化就很高了。”
钱钟书对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深入微妙的变化描写得非常好。方鸿渐到苏文纨家中来来往往，开始时，苏文纨毕恭毕敬地喊“方先生”，不多久，她改口叫“鸿渐”，小说好看了。（笑声）小说写苏文纨当时的那种微妙感觉真是吸引人。再比如说，女主人公孙柔嘉表面上仿佛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无知少女，好像刚刚出生的婴儿那么纯洁。但是，孙柔嘉恰恰是《围城》中最有心计的女人，所有的女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她在赶往三闾大学的路途中，就开始打方鸿渐的主意。这方先生还傻乎乎的不知道。到了学校，她和方鸿渐来来往往。方鸿渐是《围城》中最尖牙利齿、最刻薄的人物，但他恰恰是《围城》中最大的一个书呆子。他什么也看不出来，对他自己与孙柔嘉来往的性质，也不知道，还要孙柔嘉点拨他。那天，他又去找孙柔嘉，孙柔嘉说：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方鸿渐很奇怪。孙柔嘉说：有人已经议论我们了。鬼知道有没有人议论他们呢！（笑声）当然也可能有。但这一句话很重要。它使方鸿渐意识到了孙小姐和他到之间到底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笑声）小说好看就好看在这些地方。钱钟书整天在观察那些非常细微的事情。小说写到，一位男士当着一群女士的面不小心将牛奶弄撒了，他心里懊恼不已，觉得自己的动作太粗鲁、太没教养。正在此时，方鸿渐开始呕吐。于是，这家伙的心情立即就变得好了起来。（笑声）钱钟书描写到：“顿时他的不快就被方鸿渐的呕吐冲刷得干干净净。”（笑声）小说好看也在这里。
第一部分曹文轩文学演讲（6）
钱钟书在《围城》中用了二百多个“像”字句，其好处就在于把他最微妙的感觉表达出来。钱钟书的比喻都非常棒。有一个人爱附庸风雅，说话时在汉语中夹杂一些无用的英语单词。钱钟书就琢磨，怎么形容这个人呢？他先说是：好比装了一颗金牙，把嘴张开给别人看。后来一想这样比喻仍不够确切，因为金牙虽然带着炫耀的色彩，但它还有一点实际的功能。可是，那个人的英语单词连一点点的实际作用都没有。最后，他重新打了一个比方：这好比牙缝里的肉屑，证明他曾经吃过一顿好的饭菜。（笑声）钱钟书这个比喻是所有关于附庸风雅的比喻中最好的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比喻。我们不可能再想出更好的，不信，大家可以试试。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世界正在“石头化”。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而潇洒与智慧，都是轻。卡尔维诺的经验之谈来自于他的创作实践——在创作实践中，他时常感到他与正前方世界的矛盾。他觉得他无法转动它们——即使勉强能够转动它们，也并无多大的意义。咧嘴瞪眼去转动无法转动的东西，这副形象也无法经得起审美。
古典小说的重轭似乎被卡尔维诺卸下了。石头变成了在空中自由飘荡的“飘浮物”。
卡尔维诺说：“如果我要为自己走向2000年选择一个吉祥物的话，我便选择哲学家诗人卡瓦尔坎蒂从沉重的大地上轻巧而突然地跃起这个形象。”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活到2000年。
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悬想——故弄玄虚，我们怎么想？我们是否太实际了一些？我们的心思在哪儿？我们思想的抛物线是否显得太短促了一些？我们的念头是否太功利了一些？我们的文学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房子问题、粮食问题。博尔赫斯的阿根廷、卡尔维诺的意大利并非不存在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与阿根廷比邻的巴西，是南美最富的国家，但到处是贫民区。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对面是一座山，整个山上都住的是穷人——与世界其他城市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大城市，是穷人住在山下，富人住在山上，而里约热内卢的山上住的都是穷人。那座山是里约热内卢最著名的贫民区，叫小农庄，住了大约30万贫民，警察三两个是不敢进去的，进去就被干掉了。每天我推开窗子往外看，就看到那山上危房密布、风雨飘摇。我没有去过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我能想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房子问题会比里约热内卢的糟糕。可是，我们不可能指望博尔赫斯会去写关于房子问题的小说。他只能向我们诉说关于时间的问题、关于空间的问题以及种种由玄想而产生的非常形而上的问题。
我无意要中国的作家放弃社会责任——如果是这样，此刻我不会坐在这儿。但我以为，中国作家的责任观的内涵需要重新确定，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最后再发表我的意见。
文学的问题——特别是当文学进入现代形态之后，以我之见，都是一些玄虚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它不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职能。当年，郭沫若用写凤凰涅槃的笔写“防治棉蚜虫”的诗，现在看是文坛的一大笑话，但我们的一些小说距离这首“经典”小诗又到底走出去了多远呢？
现在我来讲第三个成语：坐井观天。
说说另一个作家——普鲁斯特。
九岁那年，普鲁斯特得了枯草热，从此，可怕的哮喘伴随了他一生。一年四季，尤其是到了春季，他不得不长久地呆在屋子里，而与草长莺飞的大自然隔绝。
据说，这种病是溺爱的结果。
他的一生中，最溺爱他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外祖母，一个是母亲。她们在为这个体弱的少年尽一切可能地营造温暖、舒适与温情。我们有理由相信，《追忆似水年华》中那个在晚间焦切地等待母亲的亲吻——亲吻之后方可入睡的少年，就是他本人。
他长大了，父亲已经不能够再容忍他与母亲的缠绵。终于，在母亲的最后一次夜晚亲吻后，他结束了少年时光。
溺爱与优裕毁了一个人，但却为世界成全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他在那幢放满笨重家具的大房子里，在自己昏暗的卧室中，只能透过窗子望着苹果树，想像着卢瓦河边麦地、水边的芦苇以及枫丹白露的美丽风景。这是一个渴望与自然融和的人，一个热衷于在人群中亮相、造型的人，然而，他却只能长久地枯坐于卧室。
作品写道：风中，一树的苹果花终于凋零，落叶如鸟，一派苍凉。普鲁斯特忽然为自己的处境与对处境的感觉找到了确切的比喻：“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囚禁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呆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
世界成为一片汪洋，卧室成为方舟。它是他向外观察的地方，又是他所观察的对象。他有许多文字是用来写房间、房间中的实物以及他与房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