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概念、音符和画面。
第一部分曹文轩文学演讲(3)
上帝创造第一世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
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
我们随便来谈一项体育活动:橄榄球。上帝在把世界交给人类时,并没有橄榄球这一东西。不知是某人某天突发奇想创造了它。而在没有橄榄球之前,人们一样很自在地生活着。它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它并不是必然要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那个人或那几个人的异想天开,也许直到今天也没有橄榄球这一东西。它的创造完全是偶然性的。如果它是必然的、必需的,那么,各个国家都应当有橄榄球,而且每个人都应当玩橄榄球。
创造与不创造橄榄球,这完全是自由的。上帝不会说:你必须创造。
因为可能被创造的是无,所以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其实,有没有比橄榄球更有意思的一个叫什么的球没有被创造出来呢?当然有。人类在以后又要创造出什么球来,鬼知道。(笑声)无是没有限度和规定性的,创造了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人类对第一世界的改造,就不可能如此自由了,必须得接受第一世界的种种物质性的限制。人们可以把一部戏剧写成这个样子,也可以写成另一个样子,但对第一世界进行改造时,很多情况却是必须是那个样子,而不能是这个样子。
其次我要说,第一世界的规则在上帝把第一世界交给人类时,已经同时包含于其中了。它是先天的。而第二世界本来就没有,是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因此,它的规则也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是后天的。橄榄球作为一个东西出现了,但橄榄球这个东西本身并不包含橄榄球这项活动的规则。它出现在世界上时,并没有由它自己告诉人们:你们应该如何将我玩耍(笑声)。昨天的橄榄球规则与今天的橄榄球规则不同,世界上存在着美式橄榄球、英式橄榄球,还有澳大利亚式橄榄球,这一切都说明,橄榄球并非要这么玩而不能那么玩。它没有必然的、先验的标准,所有规则纯粹是人们自由创造的。
我们在说橄榄球的道理的时候,已经同时完成了一个关于文学艺术的道理:《哈姆雷特》并非是非要创造出来不可的,艺术创造是自由的。从“第二世界的规则是人创造的”这一结论,我们还会推演出这样一种观点:艺术的规则不是绝对的;人既然可以创造这一规则,也就可以创造另一规则;让艺术全都接受某一个规则,是违背自由原则的。艺术规则,就像橄榄球的规则一样,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有丰富多彩的艺术。
第一世界是非自由世界,第二世界是自由世界。
“我感觉到”,“我想”,“我判断”……这些言辞如果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它总要与某种存在的对象有某种关系。意识总是依存于某种对象的,反过来说,没有对象也就没有意识。但,这里必须补充说的是:对象可能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可以与两种对象发生对应关系,一种是存在的对象,一种是空幻出的对象。许多艺术形象并不是被发现的形象,而是被发明的形象。
在我看来,文学艺术更多与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演绎和发明,它们面对“无”而产生。而中国作家常常把文学艺术与另外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归纳和发现,它们面对“有”而出现。我们之所以觉得文学艺术是非常必要的,是因为它们能够创造出供我们想像的一个新的世界。天上现在没有蓝色的月亮,但是画家很容易,拿一团蓝色颜料在画布上轻轻一涂,一轮蓝色的月亮就出现了。文学也一样。作家用形容词“蓝色”,名词“月亮”,然后用“的”连接,瞬间就会拥有一轮在天空中实际没有的蓝色的月亮。
几千年过去了,人类利用空幻,已创造了无数非实存的形象。空幻始终是创造艺术和创造其他精神的重要形式。没有空幻,第二世界就会变得一片苍白。
文学一直在进行两种虚构:对现实的虚构和对虚空的虚构。
前者是对已有世界的重组与改造。这种重组与改造,是美妙的,让人感到快意的,而最美妙也最让人感到快意的是对虚空的虚构——无中生有。
我们要丢下造物主写的文章去写另一篇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文章。上帝是造物者,我们就是“准造物者”。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硝烟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空虚,是“无”。但我们要让这白色的空虚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的。
我们可以对造物主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空虚、无,就像一堵白墙——一堵高不见顶、长不见边的白墙。我们把无穷无尽、精彩绝伦、不可思议的心象,涂抹到了这堵永不会剥落、倒塌的白墙上。现如今,这堵白墙上已经斑斓多彩,美不胜收,上面有天堂与地狱的景象……这个世界已变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也可能是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一切可能性以形态。这个世界的唯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而只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移。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
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早先的美国艺术家是些不可救药的说谎的家伙。可他们是艺术家。……艺术语言有一点奇怪:它百般支吾,闪烁其词,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拼命撒谎。”
而这一思想的最后表述是由纳博科夫来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笑声)
我们本来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
顺便提一下,纳博科夫是一位原籍俄国后来流亡美国的作家。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洛丽塔》。刚开始被列为禁书,说它“不伦”,因为作品写的是养父和养女之间暧昧的关系。我在课堂上曾经对学生讲过,有时间的时候,应该看看小说。人一辈子不看一千部小说,活得太冤枉。(笑声)一千部小说给你的是一千个世界。当时,有学生问我,是不是应该看说理的书。我回答,既应该看说理的书,也要看说事的书。现在大学主要培养学生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说理能力,而不是说事能力。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大家需要时刻注意和提醒自己。对一个人而言,说事能力和说理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过去的老学者如陈寅恪等,坐下来的时候,不完全是说理,而能侃侃而谈很多事情。所以,在某一次我主持一个散文论坛的时候,我说到:一个人临死时,他说他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他会说很多事情,他是非常富有的,他死而无憾。我刚刚讲大家要看一千部小说,就是因为通过它们,你可以保持一种说事的能力。
我说不清楚中国当下的文学与世界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我知道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无法改变我们一个永恒的姿态:我们只能面对实在的“有”,而不能面对苍茫的“无”。我不想对新现实主义说三道四,但我要说,如果中国文学长期放弃想像力的操练,长期不能有人转过身来面对虚空世界,而是一味进行素描式的模拟,对于这种文学的价值创造,我们大概永远是不可能指望有什么辉煌的。
我们将《红楼》一脉的传统与《西游》一脉的传统都丢失了。
我们丢失《红楼》可惜,丢失《西游》也可惜。我们不再是那个放羊的孩子,我们成了一个憨厚的、本分的牧人。
第一部分曹文轩文学演讲(4)
我们来讲第二个成语:故弄玄虚。
现在我来讲一个作家——一个有点古怪的、早被中国作家与批评家们谈得起了老茧的作家:博尔赫斯。但我以为我们并没有走进博尔赫斯的世界。
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人们人头攒动地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去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
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象。
“镜子”是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一个常见的意象。它是一个最富有个性化的意象。在他看来,镜子几乎是这个世界之本性的全部隐喻。
博尔赫斯看出镜子的恐怖是在童年时代。他从家中光泽闪闪的红木家具上,看到了自己朦胧的面庞与身影。这一情景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