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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李宗吾的考试制思想，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是在科举和与科举相关联的书院制度寻找思想资源的。笔者曾在《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一文中梳理过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那条坎坷艰难的道路，同时也反思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弊端，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这么写道：
应该说，有了好的制度，还要有好的人来维持制度，中国是缺乏“法”的观念的国度，再好的制度，弄得不好，也许就成了坏事儿。拿科举制度来说，原本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但是到了清末，官场流弊日深，人才不能出头，士子们针砭时弊不好拿高官出招，只好对准了原本没有大错的科举，进而引发了后来的戊戌变法。一下子科举制度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在这个制度上的大小官员也只好树倒猴孙散。随着科举制度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但是，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康梁诸人的所谓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所以在现代大学建立的同时，教育的主事者们也开始纷纷反思现代大学的流弊，并且开始把书院精神引进现代的大学体制。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胡博士的做法就是“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清华校友通信》新卅二期，1970年4月）这一点在1925年3月6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中通过的《研究院章程》里说的更加明白：“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唐文治，在1920年，五十六岁知天命的年纪，不顾交通部及学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回到了老家无锡创办了在中国教育史上鼎鼎有名的无锡国专，这所学校介乎于现代意义的大学和传统书院之间而更接近于后者，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者、日后成为大学者的吴其昌、蒋天枢在日后又回到了现代大学体制中的传统书院——清华国学研究院。＇7＇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李宗吾的教育思想（3）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李宗吾提出考试制和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以及唐文治创办无锡国专的时间是多么接近（中间只相差三两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去反观李宗吾的教育思想，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李宗吾提出和发表这些教育思想的时候，正值蔡元培出长北大，胡适回国之初，“全盘西化”的思潮弥漫全国思想界、教育界的时候，李的思想不能得到重视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连在李出任省视学的四川，这些思想的实施也只是昙花一现，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川各县也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是“完全肃清了”。那个时候，李宗吾已经在军阀刘文辉的刘湘部任职达九年之久了。那时的李宗吾，已经不愿意交朋友，经常是独自一个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偶尔碰到熟人，便“好似不经意的掩藏起来”，过起游魂一般的生活了。
＇1＇＇2＇＇3＇＇4＇＇5＇＇6＇李宗吾：《考试制之商榷》，均转引自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7＇陈远：《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载2005年9月9日《新京报》，北京（发表时有删节）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大隐于市，广开厚黑庙门（1）
别人做官，一般是越做越大，但是这位厚黑教主做官，却是越做越小。在他提倡的考试制遭到抵制之后，为了实行自己的设想，李宗吾舍去四川省视学的职位，转到大军阀刘文辉部下，试图借助军阀的力量推行考试制。这一段故事，在本书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有详尽的叙述。但是随着考试制的全面肃清，李宗吾对于官场也越来越失望，整天待在刘文辉的部内无所事事，“没有听他作过什么主张，出过什么计划”。
据当年曾经作过李宗吾学生的王善生记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他常常看到李宗吾一个人坐在公园，王善生每次看到必上前攀谈。有一次谈话，后来被王善生记载了下来：
予问：“先生读书渊博，思辨精辟，何不融经铸史、驰骋正轨，而乃骖情孤癖，独遁左道。先生所言厚黑二字，不过玩弄逻辑，混淆训诂。”先生答云：“你说我走的是左道，而不知道这是我的达道。所谓的达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为刘邦，为了要当皇帝，可以目视父母就烹而请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为了要当皇帝，忍于杀兄杀弟。三等则南奥赵佗，始欲割地自雄，终而俯首就范。第四等则虬髯客，远走高飞，自辟一国。你所称的大学者，融经铸史，不过为一二等英雄耳（按，原文如此，疑“英雄”为“学者”之误），且他们正是为一二等英雄涂脂敷粉。三等学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说，自以为割地矣，其实一如赵佗，如不俯首就范，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后，终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学术领域，皆无我插足之地。我不愿为一二等英雄，也不愿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远走高飞，不与人争道。你知道么？厚黑学者，我之‘海外扶桑国也’。”＇1＇
李宗吾与自己过去学生这番对话，无意中透露自己落寞的心境，想经世济用，无奈看透世事心灰意冷，想跻身学界，却又无奈“皆无我插足之地”。李宗吾这番话并非想当然，在张默生所著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曾经对李宗吾的境地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也曾经与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是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种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者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实，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和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勿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2＇后来李宗吾干脆放弃了进入学界的幻想，在这方面，有一件事情特别能够说明李宗吾的佯狂：
去年吴稚晖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莫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未见过。次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未看见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3＇
后来吴稚晖看到李宗吾的这番话之后，曾经致函李宗吾，说：“厚黑二字，人人心中有之，只是人人笔下不便写出。今经李先生道破，恐厚黑者，益将无忌惮，而厚黑牺牲品亦必加多矣。虽然，吾快吾意，亦管不了许多也。”“李先生目光锐利，读书奇博，心理与力学实为最惊奇之发明，尤其前半部，真万古不灭之论。……”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的厚黑教主，不由得隐于市井，嬉笑怒骂地游戏起人间来了。当时跟他来往比较多的，是过去的一位好友，在全国闻名的“姑姑筵”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黄敬临。李宗吾在《厚黑丛话》中曾经多次写道这位“配享厚黑庙”的好朋友：
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发明之经过和我同研究的人写出来，后人如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做一部厚黑学案，才寻得出材料，抑或与我建厚黑庙，才有配享人物。
旧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4＇
后来李宗吾与朋友谈话，旁边有人警告说：“你少同李宗吾谈些，谨防把你写入《厚黑丛话》！”李宗吾有感于此竟然作起厚黑庙人物谱来了，其中的一篇，便是关于那位黄敬临的。李宗吾说：“我生怕我的厚黑庙中，五花八门的人，钻些进来，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