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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扬长而去，留下邓迪斋提心吊胆。果然很快就有了说法：因刘文辉出面干预，刘文彩不得不下令将心腹邓迪斋“撤职查办”。告别联中的那天，邓迪斋召集全校学生讲话，痛哭流涕，大骂学生造次，累及自己。学生们则辩解说，都是李宗吾在联中的好友、教员母叙宾告密才牵连校长，否则，李宗吾何以得知凶案内情，又哪里会死死揪住校长不放！母叙宾可没有李宗吾的政治背景，只好溜回家乡，不敢再踏进联中校门。罢免邓迪斋的同时，刘文彩还下令通缉凶手。但缉凶之说，不过是表面文章——再无一人被捕。其实即便是罢免邓迪斋，也只是虚晃一枪——1927 年李宗吾出任刘文辉军部的顾问官，邓迪斋则在刘文彩大力保荐之下，东山再起，出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比当初任联中校长更神气。
但不管怎么说，在李宗吾而言，总算有了个说法，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也就是说，对李宗吾，刘文辉毕竟给足了面子。李宗吾见好就收，叙府凶案就此落幕。
注释：1932年5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程度及增进教学效率”的名义，公布了《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规定各省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所属公立及已立案的私立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在经过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实行会考。要求各科考试成绩合格者始得毕业；一科或两科不及格者，可复试一次，复试仍不及格者，可补习一年再参加该科考试一次；会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应令其留级，亦以一次为限。由此开始了民国时期中小学生的毕业会考制度。
由于教育部关于毕业会考制度仓促实施，各地学校措手不及，加之学校教学质量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年参加会考考生不及格者居多，因而遭到多方面的反对，江苏、湖南、绥远、南京、厦门等省市先后出现请愿、罢课的风潮，抵制会考，尤以安徽最为激烈，全省各中学公开反对会考，组织反会考大同盟，发出反会考宣言。为此，蒋介石下令责成省教育厅从严整饬，省政府下令撤换了大批中学校长，中学会考被强行实施。
针对实行的情况，教育部对会考规定也作了一些修整。1933年12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毕业会考规程》，废除小学生毕业会考。该《规程》规定：参加会考的学校应在会考前两周结束毕业考试；取消体育会考；高中会考科目为公民、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外国语。初中会考科目为公民、国文、算学、理化、生物、史地、外国语。会考各科成绩核算方法，以学校各科成绩占十分之四，会考成绩占十分之六，合并计算。会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留级，以两次为限。与此同时，教育部公布了《中学学生毕业会考委员会规程》，建立起毕业会考工作的组织、实施机构。其中规定：由省市区教育行政机关组织会考委员会，设主试委员，主持一区之会考事宜，下分命题委员会与监试委员会。毕业会考委员会负责对下列事项进行议决：（1）各项实验规则之拟定；（2）参加会考学生学校毕业成绩之审查；（3）参加会考生之毕业、留级、补考之决定；（4）会考成绩计算及揭示事项等。命题委员会负责拟定各种试题并加倍拟撰，由委员长选定拟定标准答案，并兼任评阅会考试卷。命题委员对于命题，应严守秘密。
中学实行毕业会考后，国民政府把这种制度向其他教育领域推广。1934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一年后又正式颁布和严令推行《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了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等各类师范毕业学生参加会考的科目、时间、合格评定标准等，并强调师范学生必须会考各科通过，方得授予毕业证书，始获正式服务教职之资格。毕业会考由此成为师范生获求教职的必由之路。
1940年5月， 教育部颁发《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要点》，规定从1941年起，专科以上学校将毕业考试改为“总考制”。毕业班学生除考最后一学期所学课程4种以上（专科为5种以上）外，还须指定通考以前各年级所学专门科目3种， 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总考试不及格科目得补考一次，仍不乃格者，得参加下届毕业总考，以一次为限。“总考制”颁布后，立即受到不少高校毕业生的抵制和反对，西南联大的四年级学生组织了“反总考制”委员会，率领毕业班学生抵制高校总考试制度。（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李宗吾的教育思想（1）
李宗吾的教育思想
李宗吾挨打之后，专门写了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让李宗吾惨遭毒打？
与适应小农生产的传统私塾相比较，现代学校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见长，在短短几十年中脱颖而出，构成中国教育的主导模型。在公众眼里，普及现代学校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不二法门。民国五年（1916）和民国十年（1921）李宗吾先后两次担任四川省省视学。在他第二次任职期间，游历各省考察教育。
李宗吾目光如炬，几年的游历视学，让他看到当时教育的弊端，其一是“铁床主义”。李宗吾认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不齐的，而当时的学校，处处要求整齐划一，他认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李宗吾举了一个例子：古时候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李宗吾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李宗吾对于这样的教育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1＇
其次是资源浪费，效率低下。钟点一到，先生即来授课，也不管学生对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感兴趣；铃声一响，即收书走人，也不管学生对其所授的内容是否业已了解。程度差的学生，听完之后茫然不解，下次便无法接上先生的思路；优秀的学生，事先已于所授课也有所理解，则听之索然无味。浪费了学生时间和精力，却收效甚微。李宗吾说孔子说过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本来是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至于金钱材料上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
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是一般人都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都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勿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拿钱不教书的人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2＇
于是，李宗吾发出喟叹：“用了那么多金钱，费了那么大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定学制的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