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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在这篇文章中说：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拼命去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能够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个个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思，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扬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是开国之君。＇1＇
熟悉现代学术史的人，大概会在这里面读到另一位大史学家的影子，这个人当然就是近现代学术史上集疑古之大成的疑古大师顾颉刚。1923年2月，顾颉刚给钱玄同写了一封讨论古史的信，写出很久之后，顾颉刚没能及时收到钱玄同的回复，当时胡适正好在为他主编的《努力周刊•；读书杂志》组稿，有一次胡适向顾颉刚索要稿件，顾颉刚便把他写给钱玄同的信加了按语交给了胡适。这封信于同年5月6日发表在第九期《努力周刊•；读书杂志》上，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那封信中，顾颉刚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件是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三点结合起来，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2＇
顾颉刚把信发表的原意本想是催催钱玄同的回复。没想到这封信却在现代学术史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引来众多学者的回应，柳翼谋便是其中一位，不过要说清这段学案距本书的主题太远，不做太多阐述。这封信集中体现了顾颉刚对于中国旧的古史系统的认识和基本观点，也标志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崛起。
与之可以对比的还有1926年10月3日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所做的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演讲，这篇演讲后来以《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为题发表于《厦大周刊》。在那篇文章，顾颉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何以成为圣人？顾颉刚认为：
孔子的人格是跟着各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化的。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
如果孔子的本质可以说是圣人，但何以孔子前不用圣人的名来称后世所承认的几个古帝王？又何以孔子之后再没有圣人出来？可见圣人的出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时期，就是春秋时代之末的必然产物。＇3＇
这样的表述，跟李宗吾在《我对圣人之怀疑》中的表述，就几乎如出一辙了。顾颉刚自然没有可能看到从没有发表过的《我对圣人之怀疑》，李宗吾是否看到了顾颉刚的文章，现在还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是，这种相类似的表述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这个历史的偶然中包含着自古就有的疑古传统。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曾经说：“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以致疑；如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鹫、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不过那些时代的学术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怀疑的批评，以致许多精心的创见不甚能提起社会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也只有反射着厌恶之情。”在另一篇文章中，顾颉刚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个传统，他说：“我的学术工作，最初就是从郑樵和姚（际恒）、崔（述）两个人来的。……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4＇在这个疑古传统的背后有一个意味深长之处。那就是顾颉刚一封信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李宗吾深思熟虑而反响甚微。其中的奥妙之处其实就在于顾颉刚所说的“近的来讲”之中，文化遗产的筛选从来不是以真正的品质作为标准，而是取决于其跟随者的多少。顾颉刚北大一毕业就置身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中心人物周围，之后更是一直身处大学之内，其学说之流传，比起身处边远的李宗吾，自然要容易得多。这样说，不是贬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水平，客观的说，从学术层面来讲，李宗吾要差一些，但是在思想层面上来讲，李宗吾则比顾颉刚和五四那批知识分子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对于此，我们不妨看看李宗吾在《我对圣人之怀疑》中的另外一些表述：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出来。
第二部 厚黑教主的厚黑思想我对圣人之怀疑：现代疑古的先驱（2）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销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5＇
在同一篇文章，李宗吾还给出了“疑古”的方法：
我对于众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寻于下。
读书三诀：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我想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智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