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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个体的和整体的生命永远向着一个未知的终点随波前往。时间是一把无情的尺度，既引领着我们一去不回头地走向终极，又残酷地提示我们时光永不回转。时钟的滴答声，是每一个新生命出世的破啼，也是每一个死亡的召唤。在生与死的交替之间，是生命的荣枯和文化的兴衰。多少年过去了，无数的生命和因生死折磨搏斗所蕴生的一切文化历史，成为后人们考古和诘问的对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创造，有什么样的永恒意义？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也许永恒的意义就是我们永远的诘问。或许有一天，我们乘坐快如光速的星际飞船逃亡死亡黑洞的追逐，那就是所有问题的最后终结。 在七八千年前，为延续物种生存的人类祖先们，总算能够以他们创造的石头建筑和岩画的成果留给后代来缅怀他们了。在此以前，他们只能以自己被矿化的遗骸来让后人推测他们的脑量、身长，以揣摩他们从鱼以来的进化程度。这是一个漫长和琐碎的进程，其中的每一秒钟都是发现、创造、进化和告别。用肉眼的告别，留下的记忆只是大脑皮层化学物质的痕迹，随着生命的死亡，一切都被分解。正是“化作春泥碾作尘”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将无数的“告别”形象性地留下，是在尼浦斯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之后。两个法国人发明的技术让人类的告别从此有了真实和永恒的意义。从他们之后，无数摄影人给我们留下不计其数的照片，供我们解读和观看从他们开始的以影像构成的历史。于是，我们知道和看见了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知道和看见了一百多年前生活在北极圈内的因纽克人古老的生活方式，知道和看见了当时伦敦的百姓生活。当我们忽然从某人的地下室中发现一批拍摄于一百多年前的照片时（就像法国摄影家方苏雅［AugusteFrancois，1857—1935］的故事），我们好像忽然收到了一批友人迟到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提醒我们时光已经过去，提醒我们没有到过的地方曾经发生的故事。每一张照片都有这样的作用，我们的后人都会这样看待它。 《黑镜头》系列丛书就是这样的照片集。它收藏了刚刚告别、过去的岁月时光。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和读到许多刚刚过去的故事。他们是真实的、令人震撼的昨天往事。在《最后的—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一书中，一些故事让我们永远无法释怀。像居扬的《重刑犯》、杨延康的《一个乡村神甫的最后时光》和舟浩的《一个人的城市》等等。《重刑犯》告诉我们，如果动物面临死亡时只是一种诧异的惊恐，而人在等待已知要来临的死亡时，则是心理意义上的无法量度的漫长煎熬。对于死刑犯来说，死亡是他临终前的咒语，是一把在他心灵上不断拉动的利锯，恐惧和痛楚被无限地放大了。也因此，死刑犯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付出了比他所犯罪恶还要大几千倍的折磨。居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悖论，就是善与恶因时空易位后的处置问题。它关涉我们的文化伦理和理想的文明。居扬的影像绝不是一般影人的猎奇，它是戳向每个善良心灵的一把带血的尖刀，需要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乡村神甫的最后时光》同样关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与动物不同，人的精神必须有所皈依。人不能没有召唤。在遥远的天涯海角和荒僻的村落，那里纯净、美好、阳光和煦、百花灿烂。在那里，人们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烦乱的情绪得到安抚，良知和善意在那里酝酿和升华，罪恶在那里遭到鄙夷。临终的忏悔是善的威慑，当魔鬼落荒而逃的时候，濒死的灵魂如释重负。能够安静平和地离开这个世界，绝对是人生最后的快乐。杨延康的照片没有说出这么多，但却绝对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舟浩的《一个人的城市》讲的也是关于生命的故事。从哇哇啼哭落地，到风雨飘摇的残年，人生被上帝残酷地轮回着。从发现的惊喜，到无奈的离别，生命就这样千万年地走过。如果我们能够坐上爱因斯坦的光子火箭，循着历史走来的方向回溯，可能看见的不止是地球的沧海桑田，倒是无数的美丽凄楚的生命故事。人注定曾充满力量，也注定最后不堪一击。我们都无法逃避不堪孤独的暮年。晚境的生命，悲伤而又凄凉。曾经啸傲草原的雄狮，最后一刻是被它从来都蔑视的野狗肢解而死，只有大象还保持尊严，悄悄告别自己的家庭，主动消失在密林深处去自我了断。人类则经常是在更为痛苦的状态下走完最后一程的，因为辉煌的青春总还萦绕在脑际，但肉身却在现实地枯萎。于是无奈成为不能回避的宿命。舟浩可能企图提醒人们珍视生命的存在，可物种生死的法则，却坚决拒绝救赎。舟浩的影像，实际上是关于我们结局的残酷告示。劝诫我们首先应该享受快乐的生命，然后坦然迎接死亡。 《最后的—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一书中，还有许许多多告别的故事。有的，已经彻底成为往事；有的正在成为往事。书中的摄影师们，用影像书写着这些告别的故事，像一辑辑给我们的后代和未来发出的明信片。每辑明信片后面都深藏着每个摄影师的观看视角和心灵感悟。地老天荒之后，那些人们在收到它们时，将为之怦然心动。因为，永恒的是消逝。 2005年4月18日
重刑犯犯下重罪的人
摄影/文/居扬2003年北京
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里关押着一批犯下重罪的人，杀人、抢劫、强奸、诈骗、贩毒等等，他们每天清晨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准备“上路”的衣服安静地等待，如果3小时内没有被警察提走，就意味着他们能再活一天，“活着”在这个监区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为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每当我在无人的角落，细细地读那些《重刑犯》照片，躁动的心都会变得安宁下来。这组片子之后，我更喜欢安静的东西了，包括安静的照片和安静的心。 至今我依然会想起那一双双穿越监室铁门的目光，有的凶狠冷酷，有的嘲讽不羁，有的惶恐不安……如何开始是艰难的事，我要小心翼翼地把握自己的态度，寻找切入点，连语调、语气都要注意，看管的民警一再提醒我，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他们情绪波动，甚至产生过激行为。 于是，我开始学习适应，努力不将他们当成重刑犯，慢慢地有人开始愿意与我交谈。“我对不起女朋友，如果有3天让我们过不东躲西藏的日子，能坦然地在阳光下散步聊天，我这辈子就满足了。”这是2003年非典期间在北京某桑拿浴室为抢劫不到2万元财物杀死7人的主犯对我说的话。他们作案使用的手段非常残忍，7名被害人被一个接一个按在洗澡池里活活呛死，呛爆的肺血将池子染红，其间他们一边杀人一边喝可乐。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坏人”开始的。两个月后，他被法院从快从严判处死刑。执行那天，我看到这个杀人魔王流下眼泪，他最后告诉我他很想念她。 采访始终，我都必须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关于生与死。“活着”在重刑犯身上变得无比神圣和纯粹，他们每天清晨都会穿着准备“上路”的衣服静静等待，如果到了早上9：00还没有被民警提走，就意味着他们又能多活一天，于是他们看书、看电视、写信、吃饭、睡觉，做着各自的梦，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采访中，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在押犯，他在刚满18岁后绑架了老板8岁的儿子，以此敲诈13万元钱，逃亡途中因为怕暴露，将孩子活活掐死。我和这个还应该算做孩子的在押犯拉起家常，当说到无法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时，他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说：“我很后悔，很害怕……” 一次，在几名抢劫犯、强奸犯被执行死刑前，看守所民警为他们准备了最后一顿早餐。其中最年长的一个大约40岁，就在前几天，我还为他拍过照片，他眉头紧锁抽完最后一口烟后，恳请民警捎几句话：“罪大，早晚有这一天。请转告我的孩子们，千万别走我的路。”一旁的我整个心都绞在一起。在将他们押赴法院验明正身的途中，从事这一职业近20年的老法警队长对身旁一直默默不语的我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恶的灵魂要尽早被超度，才可能有新的开始。”我听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重刑犯放风（图）
放风
重刑犯周日自由活动（图）
周日自由活动
重刑犯剪头发（图）
一名因杀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的重刑犯提出剪头发的要求，警察拿来“推子”，让同监号的人帮他完成心愿。
重刑犯曾是空姐（图）
曾是空姐的她21岁时与一有妇之夫同居，并在7年后将那个男人杀死，她于一审判处死刑，终审改判为死缓。
重刑犯监室内（图）
监室内
重刑犯女毒贩（图）
一位与丈夫共同贩毒被捕的女犯，她的丈夫已被执行死刑，她还在等待法院的终审判决。
重刑犯桑拿悍匪（图）
他（左一）在2003年5月，与同伙闯进北京一桑拿室，为抢劫总值2万元的财物，将7名受害人逐一按在浴池中呛死。2003年9月，他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重刑犯午休（图）
午休
重刑犯死刑犯（图）
他因在北京周边抢劫上百起将被执行死刑
重刑犯女犯（图）
女犯
重刑犯洗澡（图）
洗澡
一个乡村神甫的最后时光一个乡村神甫的最后时光
摄影/文/杨延康2000—2003年陕西（选自《中国民族博览》杂志2004年第4期）
新世纪的第一个12月；陕北已经十分清冷，在陕西北部乡间的教堂里，刘文林神甫和修女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把带来的衣服都穿上了，还觉得冷。可是，当人们都聚集到教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有的人都在与我打招呼，我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