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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没有。”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你曾使用过黑鬼一词，你也忘记了？”
“我不确定该怎样回答你用这种发式提出的问题……”福克纳开始冒汗了。
“那我换一种方式吧。你是否承认，在1985或1986年以来，你或许曾使用过黑鬼一词，而自己却不记得了呢？”
“不、这不可能，我……”
“如果有证人出庭，证明你曾经用过黑鬼这个词，那么，这个证人就一定是在说谎喽？”
“对，他们是在说谎。”
好，先看到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李·贝利成功地将福克曼带入了圈套，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套。在西方的司法体系中，证人的诚信度决定着其证词的可信度。比如说，有多位目击证人看见“富强面粉”杀了人，但是，太平绅士李嘉诚先生出庭为我作证，证明案发当日，他一直和我呆在一起，那么法庭99％会判定我无罪；相反，如果是待业青年、瘾君子、妓女妓男为我出庭作证，其结果还不如不作证；因为这些证人本身的诚信度就有待考量。李·贝利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将福克曼逼近了死胡同——即，如果后期有证人证明他在过去的10年中曾经使用过黑鬼这个字眼，那么，他在陪审团成员心目中的诚信度就会大打折扣，连同他的其他证言，也都无法令陪审团取信了。
很快，一位女作家，劳拉·麦克金尼向法庭出具了一盘录音带。这是她在1986年收集写作素材时，采访福克曼时录制的。在整盘带子中，福克曼先后41次使用了黑鬼这个词，这使庭上的陪审团成员愤慨不已。大家可以想像一下：12名陪审团成员中，有9名是黑人，在他们连续听了41次黑鬼这个侮辱性词汇后，对待福克纳会是一种怎样的态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对于一个张嘴闭嘴说中国人是“支那猪”的老鬼子的证言，你，作为中国人，会采信吗？他妈的，信也不信了！
下面是一段诘问，在“黑鬼录音”播放完毕后，辩方律师对福尔曼的一段诘问。
“你在预审当中的证言是否完全可信呢，福尔曼先生？”
“。…。。”
“你是否伪造了警方的现场勘查报告？”——注意，话题开始转移了。
“……”
“你是否在此案中，伪造了不利于我当事人的证据？”——这才是最想问的一句话。
福尔曼惊慌失措，张口结舌。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表示：我有权力保持沉默。
检察官的鼻子都被气歪了。此案败诉以后，洛杉矶地方检察官立即以伪证罪起诉了福尔曼老兄，他被判有罪，刑期3年。哎，让我说点啥好呢？算了，啥也不说了。
事后，人们纷纷指责辩方律师使用种族牌，混淆视听是一种卑劣的行径；但如果真要怪，你还得怪伊藤法官才对呀，毕竟是他同意李·贝利这样做的。
其实，即使辩方不打种族牌，福尔曼的证言也同样让人难以取信：他声称自己在辛普森的公寓内找到那只带血的皮手套时，手套上的血迹仍然为干。案发时间是前夜10点左右，而福尔曼发现手套的时间第二天凌晨6点钟左右，时隔近8个小时，什么样的血会不干呢？辩方律师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放，一口咬定这只手套是福尔曼赶到辛普森的公寓后，对其进行的栽赃！总而言之，福尔曼在法庭上被弄的生不如死，名声从此一臭千里。
6月15日，检察机关再次陷入被动。
约翰尼·科克伦，这位洛杉矶前任副检察长，使用挑衅性的话语，一再敦促助理检察官让辛普森戴上那副“他杀人时”沾满血迹的皮手套。尽管检察机关事先已经作出了决定，绝不让辛普森当庭戴上那副手套——因为该手套在进行科学检验的时候，经过多次冷冻、解冻，早已缩水了。可惜啊，达顿还是头脑一热，同意了这项要求。
随后，人们看到，辛普森开始费力地戴手套——就如同戴一副小号的橡胶手套那样费力。
科克伦嘲讽地一笑，对陪审团说：如果这个证据也不能成立，就请判我的当事人无罪！
后来，这句话被人们以讹传讹地改成了“如果这副手套的大小不对，就请判我的当事人无罪”。两句话都是用的一个关键词——fit。
6月22日，检察机关再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自己的脚。
达顿在庭上说，辛普森在案发前后，其左手中指有伤，而其本人对该伤口的由来语焉不详；怀疑是其在行凶之时，与被害人发生搏斗所致。并当庭呈上了去年6月13日警方对辛普森伤口拍摄的照片。
辩方律师马上给与了驳斥：如果按检控官所言，我的当事人是戴着皮手套行凶的，那么，为什么他的手指被割伤，而皮手套却完好无损呢？？？如果他是在行凶之后戴上的手套，那么，为什么手套的里衬没有沾上血迹呢？难道我的当事人是在行凶过后，在现场包扎好伤口，再戴上手套，然后再把两只手套沾上被害人的血迹，再摘下一只，丢在案发现场，把另一只丢在家中？简直是荒唐至极！！！
哇！梦之队！
洛杉矶地方检察机关，你们上庭之前有没有作足了功课呀？
最新卷 第33节
日期：2008…8…3 19：17：00
XIII辛普森杀妻案（四）
案子审到这个份上，洛杉矶地方检察机关依然信心十足，他们依然坚信会把这宗案件办成“铁案”solid case。 接下来的庭辩，就围绕着案发当日，辛普森是否有作案时间展开了。
根据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示：辛普森在去年案发当夜，和自己的好友，一位好莱坞的龙套级演员布莱恩一起吃的麦当劳；在晚上9点36分，二人返回到辛普森的公寓。在此后的1个小时零18分钟里，没有人能证明辛普森在什么地方。而这段时间空白，恰好能够和法医得出的案发时间相对应上——夜里10点至10点15分之间。
案发当晚，亚伦·帕克，豪华房车司机按照辛普森的约定时间——10点30分，赶到了辛普森的家宅外。他足足按了近20分钟的门铃，里面无人应答。他刚回到车内，就看见一个“高个子黑人男性”进入了辛普森的公寓，时间大概是10点50分。2分钟后，他再次按铃，辛普森应答了，声称自己睡过了头。10点54分，大门开启，帕克把车开进了辛普森公寓的前院。辛普森的朋友布莱恩帮着把他的行李放进汽车的后背箱中。据帕克向警方提供的证言，当时辛普森显得烦躁不安。
但是，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却提供与此截然相反的证言，他们认为辛普森的举止言行相当地正常perfectly normal。 这前后两个彼此矛盾的证言，成了控辩双方在庭上抢占的高地。
然而，辛普森所称的“睡过了头”的证词，被自己的辩护律师一改再改。约翰尼·科克伦称，案发当晚辛普森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行李。后来又到院子里打了一会儿高尔夫球，球被击打在墙壁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被自己的女儿和朋友都听到了。并且，他还请到了一位人证，辛普森的邻居，西班牙裔美国人，罗莎·洛佩茨。她可以证明在警方确认的案发时间里，辛普森的白色福特车一直都停在屋外。但是，当她把手放在《圣经》上时，她又不敢确定了。
检察机关抛出了杀手锏——从案发现场的血迹中提取出了辛普森本人的DNA。警方的刑侦专家丹尼斯·冯出庭作证，证明辛普森的DNA数据是从现场的血迹中提取的。
好哇，你们控方想拿DNA说事儿，我们“梦之队”可有巴瑞·瑟克这样的人物，你们就等着接招吧！
前面我们曾提到过，在1994年6月13日，警方对辛普森抽取血样后，该血样被一个名叫瓦纳特的警官带到了案发现场，3小时后，该血样才交到化验员的手中——这已经很糟糕了。但更糟糕的是，洛杉矶警局的化验员在从案发现场提取血样后，也没有立刻开始化验，而是把血样揣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一揣就是将近一天！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活该他们当庭出丑！
巴瑞·瑟克没有过多地使用技术方面的语言来进行驳斥，当然，他的身份使得他的证词更具有说服力。在向陪审团成员讲述完那两份血样的“奇遇”之后，他提出了以下猜测和论断：
1。当日，辛普森在警局被抽取的血样大约有8毫升，而后来在警方化验室里只发现6。5毫升，大约1。5毫升血样不翼而飞，不排除瓦纳特警官将血样带回案发现场栽赃的可能性；
2。从现场提取到了辛普森的毛发纤维，这不足为奇。因为案发前数周辛普森曾在妮可的家中留宿，警方从妮可公寓中取出的，用来盖尸体的白床单上，很有可能粘有辛普森当时留下的毛发；
3。警方称是从案发现场提取的血迹中检测出了辛普森的DNA，而警方的化验人员（被其称为trainee，实习生、新兵之意）就连最基本的常识性知识都不具备——进行DNA检测的程序，是应该先用棉签沾上血迹，待血迹风干后装入物证带中；而警方化验员的做法是，直接将血样装入物证带，一揣就是一天；此外，血样当中还被放置了过量的防腐剂……从其后来的种种表现可以断定：该化验员确实连一些最基本的操作常识都不具备，其化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