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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丽军塞了1。5万块钱算是娶媳妇的彩礼。
31那一年，白宜洛30岁。离开洛阳前，他对徐丽军说，我要在30岁的时候重新选择一下，我要回北京做艺术。在洛阳的两年里，赶上影楼淡季的时候，赋闲的白宜洛常常去街上闲逛，随身带着相机，看到有意思的画面就抓拍下来。其实，这才是白宜洛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去摄影的开始，之前拍婚纱完全是行活儿，就算一个什么也不懂的门外汉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的模式化操作。并且，在洛阳的那段时间，白宜洛的黑白冲印的暗房技术做得越来越老道。5月，白宜洛和徐丽军重返北京。一到家，徐丽军就将结婚证拿给父亲看。父亲没有太多表示，至少，僵持两年多的家庭气氛有所缓和，父亲开始与徐丽军对话了。不久，徐丽军父亲所在的北京地质研究所让职工一次性买断分配的楼房，依照住房面积，一共合计4万元人民币。当时，徐丽军家里只能拿得出两万多的现款，徐丽军就和父亲商量，这样好不好，家里出两万，我和白宜洛交余下的两万。这两万块钱给了徐丽军父亲很大的安慰。白宜洛和徐丽军手里的钱已所剩不多。两人都没有收入，出去租房是很不现实的。起初，白宜洛也曾应聘一家影楼，不到半个月，白宜洛就干脆不去了。其实，拍婚纱摄影是一种耗体力的工作，忙的时候一天要拍几十对，累不说，老板的苛责、流程化的刻板也让白宜洛忍无可忍。回北京的第二个月，徐丽军只好又做回了老本行，在望京的一家冲印店找了份工作。
徐丽军的父母家住在马甸，上班做公共汽车也不顺路，徐丽军只好骑自行车，一早一晚来回得两个小时。而且，这种私人的冲印店成本很高，利润却很薄，片子打错了，都要从操作员的工资和提成里倒扣，每月到手的工资非常少，每天工作，弦儿得老绷着，显影液里有种成分长时间接触对身体也不好。
132 》做到10月，徐丽军的初中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份在复兴商业城女鞋部站柜台的工作。徐丽军别无选择。洗相片打片子是她惟一熟练的谋生技能，又没有文凭，如果不打片子，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白宜洛的情况也不是当初他下定决心做艺术时所预料到的。虽然徐丽军的父亲对白宜洛的态度由过去的淡漠也开始转为和蔼，但让老人看不惯的是，回北京半年多的时间，白宜洛什么也不干，不是待在家里吃饭睡觉发愣就是去钓鱼。白宜洛在外面租了一个地下室做暗房，偶尔给人冲洗点相片。难受的还不是没钱的困窘，是对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艺术的怀疑。尤其是在展览的场合，看到别人的作品，见到那些有名望的艺术家、那些身价飞涨改头换面的艺术明星，白宜洛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在艺术圈，没有作品，连跟别人对话的机会都没有。1999年初，白宜洛搬到通州的滨河小区。房子是兰州的艺术家马云飞替白宜洛找的。当时马云飞两口子和已经在双龙合租了半年的张东亮刚刚搬到滨河小区不久。
那时候，马云飞的《我和我的一幅画》已经以2000美元的价格被西客收藏。马云飞和张东亮合租的两居室成了白宜洛在滨河小区最常去的地方。白宜洛和张东亮当时的处境非常像，两个晚熟的人，都很大年龄了才决定做艺术，决定了，对艺术仍是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极度地不自信，都需要一长段艰难的分娩期才能新生出另一个自己。当时与白宜洛合租的同屋是马云飞在兰州师大的同学，来自金昌的老牛，画行画，一幅画的价钱以人民币为单位，价位也不高，但有固定
33销路。老牛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先跑步，再洗漱、吃饭，7点半开始工作，生活非常有规律。用当时崔岫闻的形容来说，老牛每画一笔就有两大毛钞票进了口袋。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Ⅰ老牛的理想
老牛的理想就是攒够了钱带着老婆孩子去风景如画的甘南买块地儿盖个房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说实在话，白宜洛也很羡慕老牛，老牛的劳动回报是清清楚楚看得见摸得着的，但你让白宜洛拷贝老牛的生活，他还是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是宁可做前途未卜的职业艺术家，而不是将油画作为熟练工种的行画高手。在滨河那一年，白宜洛有很多想法，但大都在冒出第二个想法的时候就将前一个枪毙了。今天，白宜洛对那些风起云涌的点子们毫无记忆。
最后，从头到尾实施下来的成形作品非常少，除了一些小画，图片作品中有一件是近距离放大拍摄的不同的皮肤纹理，之后拼接组合的抽象图案。在滨河的那一年，让白宜洛被一些人记住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作为给艺术家作品拍照的摄影师。这个社会大抵如此，只有一个人需要你的时候，他才能记住你。跟艺术家打交道，你既不是可以拿作品说话和交流的同道中人，又没有特殊的本事，别人凭什么记住你？第二年春节过后，艾未未正要找一个冲洗黑白相片的助手，白宜洛填了这个空。在给艾未未这样的大人物做助手的两年半时间里，白宜洛的压力非常大，一个一无所有内向敏感的无产者在成功人士的强势气场下的自卑和自尊其实是一种拼智慧和毅力的自相残杀，所以，也很锻炼人。白宜洛在艾未未那儿学到了之前在别的艺术家那里没有学到的东西。
“艾未未做事不小气，有自己的原则和要求，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而且，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家，做作品跟潮流跟别人的关系都不太大，但是跟他的生活特别紧密。”这点对白宜洛的启发和帮助非常大。艺术并不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几个点子，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和他的生活一定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白宜洛看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会觉得很突兀，你从他的作品里完全想不到这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它们是分离的，没有交集。白宜洛在草场地的生活就是白天睡觉，偶尔和艾未未见面，然后一个人在午夜没有光的暗房里独自等待泡在显影液里的相纸渐渐出现画面。
因为寂静，就连相纸上渐变的图像在无数遍的重复操作下也显得很单调，惟一能让白宜洛感到有生命力的活物就是无孔不入的苍蝇。白宜洛工作的暗房就在艾未未位于草场地的住所院内，户外，隔一条铁路，有好几个露天垃圾场，天气暖和的时候，苍蝇多得简直猖狂。暗房的墙壁上爬的到处都是苍蝇，白宜洛常常满屋子地打苍蝇。有一次在做照片的时候，白宜洛灵机一动，将苍蝇尸体放在相纸上，然后拿到放大机上曝光。
冲好的照片上显出黑底白色剪影的几只苍蝇。白宜洛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大量的苍蝇尸体，后来，那些盛在鞋盒子里的苍蝇尸体变成了一幅长两米宽一米黑色背景图片上密密麻麻的苍蝇剪影。2001年底，白宜洛的《苍蝇》被张离选中由他策划的年轻艺术家联展《发光体》。这是白宜洛平生第一次被邀参加展览，因为此次展览，西客以1500美金收藏了白宜洛的3幅《苍蝇》。这次亮相对白宜洛意义重大，让他对做一名职业艺术家有了很切身很具体的初步感受。当然不能否认参加展览和作品换成美金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增添了自信筹码的功劳，但是对白宜洛来说，这些都是附带的，是他没有能力左右的命运，他能决定并且可以做的只是如何表达，这种表达能不能令自我满意。《苍蝇》无疑非常自我，从想法到选择的材料到每一个步骤的制作完成无一不是当年的白宜洛特色，一个把枯燥当乐趣享受的孤独的人才会有的作品。《苍蝇》让白宜洛觉得自己突然开窍了，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好像相互陌生又彼此爱慕的生活和艺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抚摸、尝试，终于不期然在某一个敏感点上达到了完美交融。徐丽军不依不饶，一直追问，名片上的女孩是谁？她和白宜洛有什么关系？
名片是在白宜洛的口袋里发现的。一个女性化的名字。白宜洛翻了个身，给徐丽军一面沉默的后背。委屈的徐丽军只能默默掉眼泪。白宜洛也难受，但他绝不会在这种时候主动安慰徐丽军，也不会为了睡个好觉耐着性子对徐丽军解释，唉，不就是展览上认识的吗，互相留了个名片，何必小题大做？白宜洛的沉默是有尊严的，并且，这种尊严有一种冰冷的硬度。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徐丽军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做法是不是小心眼。但徐丽军还是暗暗希望白宜洛不要出名。徐丽军在复兴商业城已经站了快4年柜台了，日复一日，除了刚刚被提拔为组长，加了几百块钱也多了打破脑袋都要完成的定额压力，除了两个小腿出现了静脉曲张，右脚因为总是蹲下来窝着5个趾头替顾客试鞋而常年浮肿，什么都没有改变，同事还是那几个，每天聊的还是你家婆婆她家小姨子。一个朴实善良木讷的姑娘就算被一个她爱的男人爱着的时候，也是没有自信的，她总会忍不住低下头来数落自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偶尔带家属的聚会上，徐丽军只抽烟，极少开口说话。徐丽军很怕别人问白宜洛，你老婆是做什么的？她觉得站柜台这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工作是不配已是职业艺术家的白宜洛的。2002年春天，当徐丽军再一次对白宜洛说，她不想再去站柜台了，她想帮白宜洛缝作品时，白宜洛说，好吧，你可以替我缝作品，也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学点东西，换个工作。徐丽军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夫贵妻荣。
领导极力挽留徐丽军，徐丽军只答应，再坚持站最后一个月柜台。徐丽军就要解放的消息让同事的大姐们非常吃惊。当初，她们问徐丽军，你老公是干什么的，徐丽军特别自豪地说是搞摄影的，自由职业，她们皆不以为然，有一个大姐还三番五次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