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序幕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
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三十年的变迁
大约在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中国人耳边开始响起这样一个新名词：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欧洲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各自含义不尽相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海容30年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代，中国的外交格局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向海容请教。在把她提供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加以拼接组合后，我对外公晚年宏大的外交实践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初到外交部
1965年，海容结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去外交部报到。她被分配在部办公厅综合组，人们称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为“小王”。
外交部第一任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近三十年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部长的仅此一例。海容入部时，部长系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部领导还有：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曾涌泉、罗贵波、耿飚、刘晓、韩念龙、刘新权、王炳南以及徐以新、陈家康……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东交民巷印象
海容报到时，外交部办公地点还是建国之初的旧址，即北洋政府外务部原址。1966年春天，一场建国以来对北京影响最大的地震——邢台地震发生了。外交部原办公处所均为百年以上的老旧房屋，为了防震，一部分部领导搬到东交民巷办公楼。在这里，初到部里的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五十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NancyTang。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6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5国建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当时，美国是中国两个头号敌人之一——这两个敌人，一个被叫做美帝（帝国主义），一个被叫作苏修（修正主义）。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1974年12月12日，周总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对客人说：
“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考虑的重大问题。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中美关系由来
中美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互相支援的盟国。在此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外公去过重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延安受到外公热情的款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时卷入中国内战，外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