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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现他的头脑和心灵为他引错了路。我们的心灵说：如果一切都
是完美的该多好；我们的头脑说：只要我们消灭了讨厌、顽固的血液存
在，我们就能使一切完美。而听从心灵和头脑，却导致了我们目前的严
重出轨。
我们可悲地出了轨，同时大发脾气，就像迷了路的人。于是我们说：
我不想操心了，命运会解决问题的。
命运不会解决问题的。人是思想探险家，只有通过在思想领域的探
险才能找到出路。
以文明为例。我们发脾气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喜欢我们所拥有的文
明。一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建造这个文明，而且建造得如此庞大以至于无
法改变了。最终，我们开始仇恨这一文明。
太糟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
哎呀，原来找不到任何补救的方法！我们就像发脾气的孩子，因为
不喜欢所玩的游戏而发脾气，觉得自己是违背心愿地被迫做这个游戏。
所以我们只好这样玩下去：玩得很糟，一边发着脾气。
我们玩得很糟，所以结果当然是越来越糟，事情总是越来越糟。
那么好吧，让它去！让它越来越糟好了。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
当然可以！然而，洪水是以诺亚及其方舟为先决条件的——古老的
探险家进行着古老的探险。
如果我们思索这一切，就会发现诺亚比洪水更重要，方舟则比整个
淹没了的世界更广大。
① 云柱、火柱：《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受耶和华之命走出埃及，耶和华使云柱在白天
为其引路、火柱在黑夜为其照明。
但现在我们却发着脾气，等待洪水来淹没我们的世界和文明。好吧，
就让洪水降临吧，但必须有人准备好诺亚方舟。
我们设想着，比如说，如果全欧洲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冲突和流血，
那么从废墟和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必将是幸存的新生的灵魂。
我们错了。看一看逃过了俄国那段可怕年代的人们，我们找不到多
少新生的灵魂。相反，他们变得比以前更胆小、更愚蠢。巨大的灾难非
但没能恢复他们人的价值，反而最终使他们成为非人。
什么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如果巨大的灾难只能使已经非人化了的我
们更加非人化，那么巨大的灾难便毫无益处了。对我们这些陷于文明的
巨大陷阱中的不幸者来说，任何事情都毫无益处了。
灾难本身从来是无助于人的。唯一有益的是人类灵魂中活跃的探险
的火花。如果没有这一活跃的探险火花，那么死亡和灾难就会同明天的
报纸一样毫无意义。
以罗马的衰亡为例。在公元五、六、七世纪的黑暗年代里，降临罗
马帝国的灾难一点也没有改变罗马人，他们一如既往，就像我们今天一
样，及时行乐，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匈奴人、哥特人、汪达尔人、维
兹哥特人和其他种族则把他们一举消灭了。
结果怎样呢？野蛮的洪水泛滥了，遍及全欧。
但所幸的是，方舟还载着诺亚同动物们，还有年轻的基督教，还有
孤立的筑垒修道院，像漂泊的小方舟，坚持进行着探险。意识领域的探
险没有中断，在最凶猛的洪水中，仍有一些勇敢的灵魂在彩虹之下驾驶
着方舟。
早期基督教会的修士和主教们带领人类的灵魂和精神完整无缺、毫
无衰退地渡过了中世纪凶猛的洪水。然后这种永不泯灭的无畏精神熔入
了野蛮人中，在高卢、在意大利，于是新欧洲诞生了。而这种精神的萌
芽却从未消逝过。
一旦世上所有人都丧失了勇气和创新精神，世界就将毁灭。古代犹
太人说过同样的话：除非世上还有一个犹太人在热切地祷告，这一种族
便无望了。
这就使我们开始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将一切都留待命运去安排是无
用的，人是探险家，他永远不能放弃探险。探险终究是探险，命运不过
是探险家周围的环境。就探险的实质而言，探险家便是混乱的环境中的
生机勃勃的幼芽。若没有方舟中的诺亚这一生机勃勃的幼芽，浑沌便会
随洪水而再一次降临于世界。然而浑沌没有降临，因为有诺亚和众动物
漂浮在波涛之上。
罗马陷落时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在筑了垒的修道院里，他们抵御着
凶猛的入侵，尽管一贫如洗，不会引起觊觎。当狼和熊徘徊于里昂街头、
野猪哼叫着爬上奥古斯都神庙时，基督教的主教们也象不幸的先驱者一
样坚定而执著地出没于已成废墟的大街上，集合着教徒。这便是伟大的
冒险，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冒险。
当然，诺亚永远属于不合时宜的少数。罗马开始衰亡时的基督徒也
是如此。现在基督徒却是不可救药地普遍而众多，所以该轮到他们灭亡
了。
我知道基督教是伟大的：那是一种过去的伟大。我知道，若没有早
期的基督徒，我们就永远不能从中世纪的混乱和无望的灾难中解脱出
来。假如我生活在公元四百年，上帝作证，我会成为一个忠实而热忱的
基督徒，一个探险家。
但现在我生活在一九二四年，基督教的探险已经结束。探险已非基
督教力所能及，我们必须开创新的、通向上帝的探险历程。
（于红远译）
麦克利什（1892—1982）
美国诗人、剧作家。生于伊利诺斯州。毕业于耶鲁大学。
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炮兵部队服役。后在波士顿当律师，40 年代
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助理国务卿和美国驻外使节，曾任哈佛大
学教授，作品甚丰，主要有诗集《象牙之塔》（1917）、《幸
福的婚姻》（1924）、《月亮上的街道》（1926）、《新发现
的大陆》（1930）、《洛克菲勒城的壁画》（1933）、《对人
民的演说》（1936）、《美国有望》（1939）、《给夏娃的歌》
（1954）、《人类的时代》（1972）。另有杂文集《大地的骑
手》及广播诗剧多种。
书的力量
——在美国书商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
我们这次会议几乎是一次纪念性的会议。再过四天就可以纪念法西
斯分子焚书十周年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那天，他们烧毁了二万五千
册图书。
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我认为这一偶然的巧合意义特别重大：五月
十日在柏林燃起了焚书的烈火，五月六日在纽约一些献身于图书的人在
宴会上聚会；不，我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两件事都说明书的力量有
多大。
确切些说，我把这两件事加以对比，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柏林的烈
火无疑更雄辨地证明了书的力量，尽管焚书事件的主持人决未想要达到
这个目的。
法西斯分子——这些走上邪路的愚昧无知年轻之辈，是丧魂落魄的
一代，在他们当中聚集了一伙法西斯恶棍，而这些恶棍又形成了一批批
法西斯匪徒；他们要建立法西斯“秩序”。正是这伙法西斯分子制造了
这起可耻的、令人发指的焚书事件，因为他们尽管愚昧无知、仇恨图书、
百般疯狂而又无可奈何，却又清楚地知道，书是武器，它为自由人服务、
由自由人所创造并记载着自由人的骄傲、意识，它是如此锋利、强大、
不可战胜的武器，所以谁若想要使自由屈服，谁就必须首先销毁图书，
消灭这个自由用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武器。
现在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值得我们这些无法设想离开书
而生活的作家、书商、出版商和图书管理员、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深思
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强烈抗议法西斯分子践踏图书的人，
我们这些很善于评价图书、从事著作和研究图书的人，是否也像把图书
扔进浓烟烈火中去的法西斯败类那样重视书的力量呢？我们这些写书、
售书和编制书目的人，是否完全彻底地认识到了书的意义，是否也像那
些怕书怕得非要把书付之一炬不可的人们那样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出自
内心地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呢？
这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问题，这是我很严肃地提出的一个问题。我
是尽可能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我知道它的答案。我认为你
们也知道这个答案。但你们一定会同意，恶魔的辩护士如果心血来潮的
话，他一定会提醒我们一个对我们说来并非过于奉承的半吞半吐的回
答。
精明的恶魔辩护士会请我们暂时不必理会法西斯分子的兽性发作和
愚昧行径，并请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近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然后他会要
求我们老实地回答，我们这些献身于图书的人们，是否的确认识到了图
书，这个改造人们生活的工具的强大影响力，这些年来的举止是否很得
当，抑或相反地，我们把书看作了商品，看作了点缀橱窗的物品，让它
同塑料牙刷、小瓶甜酒和有专利权的药品一起在争奇斗艳？要回答这个
问题还是颇费踌躇的。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指出，由于实行了二十年代
制定，三十年代确立的图书贸易方法，图书销售量大大增长了，畅销书
的印数增长如此之猛，大有很快就根本没有印数限制之势。但是，恶魔
的辩护士听完我们卖了多么多的图书的说明之后将会问：“可是究竟卖
了些什么书呢？这些广泛发行的图书是根据什么原则选择的呢？这些图
书的广泛发行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他会对我们说：“即使撇开这些书的文学价值的问题（我想，如果
恶魔的辩护士撇开这个问题的话，对我们可就太好了），有一点也是毋
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些书本身以及你们对这些书的态度，不大利于证明
你们是把图书当作影响国家生活及其未来的强大武器对待的。”一个伟
大国家的人民对于他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各种隐蔽的变化无所觉察，一
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于时代的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特殊的变化缺乏了解和
无所准备，即使过去也曾有过，可是像美国人那样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日
益强大而漠然无知和毫无提防，却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的。在畅销
书的书目中，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