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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头顶光环的投资银行
连载（六）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赴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atthe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亿美元收购了RJRNabisco，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Finance（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Finance就是Investment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Finance和M&A（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Banking。
通俗点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连载（七）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帐、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把羞怯、谦逊抛到九霄云外
连载（八）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脚蹬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CreditSuisseFirstBoston）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