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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超一流”推荐信
连载（三）
印象中，推荐信从来都是上级推荐下级，老师推荐学生，目的只有一个：以权威而中肯的评价让你申请的大学对你增进了解和信任。但是，看到达特茅斯对推荐信的要求时，我却愣住了：除了两封来自老师的，居然还要一封来自朋友的！这也算是推荐信吗？
接受了十几年中国式教育的我却无暇也无法领会这样一封特殊的推荐信意义何在。我只是一味惦记着，不知道朋友们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几天后，四五个好友聚在宿舍里。小卫因为英语最好而当选了执笔人。在七嘴八舌的喧闹声中，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领导姿态地说：“曾子墨同学是个好同志，因此，在她的推荐信里，我们决定全部采用褒义形容词，让老美看到刘胡兰秋瑾一般伟大的中国女性。”
子墨外表文弱秀气，惹人怜爱，却时常透露出巾帼英雄般的气概，令男同学既敬佩不已，又自叹不如。
高中时，大家经常一起游泳。子墨基本是个旱鸭子，每次只能滥竽充数地扑腾几十米，就开始和大家在水里嘻笑玩闹。一次，学校的游泳冠军碰巧也在。为了显示他非同一般的高超技巧，这位男同学在三米跳板上表演了一次动作标准的“冰棍入水”，令大家啧啧称赞。他于是表示，如果谁能超过他，他就替超过他的人做一个学期的卫生值日。
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子墨不慌不忙地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众目睽睽之下，款款地走向池边，又一步步婀娜地登上阶梯。大家不禁暗自纳闷，难道子墨要做个307C或者1052B，来战胜刚才的“冰棍式”？
没想到，子墨对三米跳板根本就不屑一顾，她径直走上了五米跳台！
大家群情激奋，期待她一跃而下，但此时，她却转过身去，走向阶梯。有人开始起哄了，分明是她没有胆量，要打退堂鼓了。
正当游泳冠军暗自得意时，惊人的场面出现了。走到阶梯口的子墨并没有往下走，反而是坚定、优雅地继续往上爬。最终，她站在十米跳台上，变成了一个晃动的小红点。游泳池边鸦雀无声，大家抬着头，张着嘴，瞪着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子墨毫不迟疑地像冰棍一样地跳了下去，飞溅起大片大片白色的水花。
不久，子墨浮出水面，等待她的是欢迎英雄一般的雷鸣掌声和欢呼雀跃声。游泳冠军走向子墨，满脸惭愧，说：“我算是服了你了！”
还没等我看完，小卫就得意洋洋地问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样？绝对属于超一流推荐信吧？”
那时，我们都没有受过美式教育的熏陶，不懂得在美国校园里，人们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小卫杜撰的如果是小说，我给他评A＋，但作为推荐信，却让我本能地感觉“不对”。
多年后，当我遇见同在美国留学的小卫，提起少年时的“跳水”典故，大家都不禁莞尔一笑。然而在当时，面对我的沉默，他却气得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嗷嗷直叫：“曾子墨，你不知好歹！”
此后很长时间，小卫一直不和我讲话，任凭我怎样解释、道歉，他都全然不听也全然不顾。
直到有一天，我在教室里遇到他，他还是一言不发，却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他早已寄出的推荐信的草稿，平淡、朴素，但是，很真实。
“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
连载（四）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万里之外的援助
连载（五）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