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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向上涌向上涌……
自从出事后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慈爱的妈妈已是满头白发了。我可怜的女儿也
长高了，她黄黄的脸色，胳膊腿都瘦成细细的“黄瓜”条了。
我颤抖着嘴唇，唤了声“妈妈”，我女儿也颤着声音叫了我一声“妈妈”，顿
时，我们两代母女就泣不成声抱头痛哭……
过了好一阵。我用手抬起女儿的脸对她说，小囡囡，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接见的时间很快到了。
妈妈抱着小囡囡说，燕子燕子，你在里面赎罪，我在外面赎罪。我发现妈妈眼
里的痛苦和悔恨，深得像两口深井。
我认为我的刑期仅次于极刑，是罪大恶极的。本来是要被逐出这个世界的，现
在我还活着，我要以对这世界感恩式的报答，来支配我剩余的生命。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一直会突然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活下来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眼睁睁地看着在我身边的同犯，以确认我是否与她们在一起，
而不在那个死寂的“小间”里；我还会使劲伸展我的双臂，看有没有铁铐在限制我
双手间的距离，当我确信我真的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时，有一种真的可以唤作喜悦
的心情，就在我全身心中荡漾开来。
当求生的欲望，一天比一天成为可靠的事实时，从灵魂和肉体深处涌现的巨大
的喜悦，也一天比一天消淡下去了。
我慢慢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但常常是跳过婚姻生活的那一段，想起在学校在农
场的峥嵘岁月。想起亲人想起同学想起小时在一起的邻居。
在放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在我们监房的大门口，栽有两棵广玉兰树。比我人
高一点，枝上墨绿的树叶，在风中飘飘摇摇，我料定它们是自由的。
我发现失去自由的日子是痛苦的。我真正体会到“强制”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了。
我认为我的刑期仅次于极刑，是罪大恶极的。本来是要被逐出这个世界的，现
在我还活着，我要以对这世界感恩式的报答，来支配我剩余的生命。
记者，我知道我不能以那种残忍的手段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这是犯罪行为；但
是我与那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比我在这里的日子要痛苦得多。
有一句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这句话在我身上，似乎已失去了作用。
这话怎么说呢？我当时在“作恶”前，对他实在是恨透恨透了，又苦无他法；走这
一步棋，在潜意识中总觉得我要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包括我的生命；我宁肯将这
“千古恨”饮下肚去，也不愿意和他再过下去了。
我总宿命地认为，是我自己——劫数难逃。
游离本次采访的题外话。与心理医生的交谈纪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事情确实也棘手。试想，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吧，男人要杀
人；如果法院不判决离婚吧，却没料到女人要害命……
案发前的第九次调解成功，是以女方委屈接受男方为前提的；如果女方坚持要
离，男方看来也不会屈就。他袋里的保证书，如果起不了作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
的；再则，和蔼可亲、孜孜不倦的调解干部们，以“和为贵”的国情精髓，也会千
方百计地做女方工作的；再说那刻女方的一时“放弃”，正好迎合了调解干部理想
中的局面，女方不是接受下来了吗？这个家庭不还是“好好的一家子”吗？谁也不
会知道个中的内情。不知内情——在外人眼里，包括在调解干部的眼里，就等于没
那么回事。
当这内情爆发成重大的凶案时，我在采访时曾不断设想着事前可否以什么样的
法子来避免？但是前思后想，也是不得而解。
我拨通了本市著名心理医生张炳全的电话。
张医生说，被害者吉龙光在生前患有很典型的心理疾患——虐待狂。何以见得？
他在与妻子姐夫的交谈中不是说过，因为妻子说话很风趣，他喜欢她所以就打
她。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他不对劲，喜欢妻子应该爱她护她才对呀，怎么能打？
张医生说，这个问题是病人本身所无法回答的，即使是回答正确也没有用，他
将会是继续我行我素。
因为他面对讲道理的岳父岳母或者威严的法官时，他确实在心里感到是自己错
了，这属于一种道德上的认知；但是他病理上的虐待情绪上来时，又会把写过的保
证，说过的承诺忘个精光！也就是说，生理层面上的病理情绪，并不因为你有社会
道德上的认识而自行消退。
本案被害者不是一次次认错，一次次承认自己的不是，事实上他是屡教不改，
周而复始。这就是病症的临床表现。
虐待狂患者，是在向对方施行性的虐待中，才能得到性的满足。
国内外的患者大都一样：虐待狂是不会向外界公开自己的这种“隐私”，而被
虐侍者也当作是自己的隐私不肯向外袒露。
当今社会上很多很多人对这种心理疾病还没有认识，有些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
一种病。本案吉龙光毒打母亲的事，很可能开始是一种轻微的人格障碍，越到后来
就越发严重，直至发展到一种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
心理医生都恪守着对患者绝对保密的职业道德。
患者自己认识到了自己有病，是应该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宁去求助心理医
生。
虐待狂病人是有自制力的，是行为能力健全者，如若触犯法律，法律可以追究
其刑事责任，这在国内外都是一样的。
张医生还说，吉龙光除了心理上有病，他的生理上也不正常，他精力过旺，也
是内分泌失调的一种疾病，其实可以到瑞金医院的内分泌科去看看，药一吃马上就
可以削弱“喝茶”的欲望的。
与张医生一席谈，记者已感无需再说什么了。
有关这个案子，我曾写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过。不想竟然收到不少天南地北的
读者来信。这些读者，都是一个个如火吻燕般的人物。
有个来自云南省的“向你求助的人：鱼某某”，在1997年10月13日的来信中
如
是说：
“陆萍姐姐，你文章中的女主人就好像如我，唯一不同的是悲剧还没有发生。
看了你的文章后，才知道这是一种病，由于我这里地处偏僻，没有心理医生，更不
知道如何求医。恳求你能为我的求医助一臂之力，救救我那即将破碎的家庭……”
一个在南方大城市某局，专事“女工委员”工作的女士，避开她的丈夫，在单
位里偷偷给我来信。她的来信中这样告诉我说：
“……即使在晚上看电视，只要镜头中有三角恋爱，他就会莫名其妙地把我当
成影视中的坏女人，骂我、打我；而只要我一开口，棍棒就朝我来了……我太苦了，
家中父母都已年高，且姐妹又住得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我日夜在煎熬之中，心
中的苦楚无法对人诉说，我该怎么办？请告诉我心理医生该怎样才能联系上……”
我每收到这类信，就给张医生打电话，我非常同情这些倒霉的姐妹们。并且回
信安慰她们，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知道，因为我们的国家和国情，根本不可
能有“试婚”这一说，待木已成舟，真相大白之日，早已悔之晚矣。
当我的这本《走近女死囚》，欲出版之际，特地又补上来信的这几笔，也算作
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和对社会的呼吁。
命运是什么？是指降临于我们身上的某种特殊或偶发性的不幸。
那么生活的人群中像吉龙光这样的虐待狂，又有多少呢？或许所占比例并不是
很高或者说是很低，但是如果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可能，只要降临到了你身上，
你就是千分之千、万分之万了，这某种特殊及偶发性的不幸，就是属于你了。
本文主人公火吻燕，还包括我接到的这些来信的女士们，都算在其中。
是的，既然靠着后悔和痛苦并不能改变现状，那么我自己为什么不接受自己的
命运，选择深刻性的价值，并让自身相信且欢喜自己以及所属的客观存在呢？
我没有什么好怨的，往昔已不堪回首，我就朝前看。我想我还年轻，既然命运
没有给我安排绝路，（我对法律于我的宽恕感恩不尽）我总要好好活下去才好，不
管我已落到了何种田地。
门外那两棵广玉兰，似乎又高了许多。它的树荫，已经可以把窗外的阳光挡住
半尺左右了，为避免光线直射耀眼，有时我总爱把手中的劳役活儿，凑在它的荫影
下编结。
我总感到我那被压抑了四五年的青春活力，在这块地方重新焕发了出来。我不
再沉默寡言，不再无精打采，不再萎靡不振。我人精神了，结实了，内心中充满了
希望。
1986年1 月30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核认为：
“罪犯火吻燕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劳动，
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
定，裁定如下：对罪犯火吻燕减为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想想还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总比死缓要好得多。
这将意味着我33岁以后的日子将全部在监狱里度过。岁月漫漫虽然遥遥无期；
但是遥遥无期的岁月，终究已经是生路了，我要好好活下去，争取政府的宽大。
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刑期与其他有期犯一样，有个期限，有个可以盼望的具体
日子，回去与我白发苍苍的父母团聚，与我那可怜的女儿团聚。
人总在希望中过日子的。不管这个“希望”在有些人的眼里，是如何地轻而易
举，是如何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是如何地不能算作是希望的希望呀。
记者，我这样说是否显得有点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