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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政协以后，一直是很忙的。找我的人很多。人家说我好说话、态度好、又懂汉语，民族方面的事嘛，大小有个矛盾什么的，找我解决一下，很方便嘛。我很愿意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一点事，群众来访，我都亲自接待，跟他们交谈、讲道理，让他们口服心服地出这个大门。信访嘛，我要亲自看，一封信都不马虎，都要提出解决的意见，有的要亲自回信。这个工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就是不让我在政协工作了，我也还是要做下去。我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但是，各族人民是一家，祖国统一，边疆安定，我们维吾尔族就兴旺发达，这个信念我是始终坚持、不会改变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穆斯林和异教徒，都是人，都要讲团结。
市场经济搞起来之后，的确有一些人，想自己的小利益多了。社会嘛，大局是好的，主流是好的，问题也存在。有的干部退下来之前，把自己的娃娃安排到好的工作单位，拼命往好的工作岗位上塞。有的人使用干部，到了自己的部属那里，政策也不灵了，也不讲原则了，搞人情交易。还有的人，见了公家的便宜，就要想方设法去占一点儿。这些东西，哪个朝代都有，哪个民族都有，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各个民族搞腐败的人，都有嘛。我们的中央，现在抓得很紧啊。电视里面，总是提“小康”，“小康”是个什么？大家都过好日子嘛。现在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我感到自己一天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了，所以每天都要看电视、看报纸，不然就被时代丢下了。
我这一辈子我的家庭（1）
谈谈我的个人生活吧。这个情况也要从我的学习开始讲。我的母校是省立一中，现在是乌鲁木齐一中，毕业时我18岁了。当时在我们新疆，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和省立一中，都是很有名的学校。那里面不分民族，有汉族、回族、维族等各个民族的学生。每个礼拜有六天学习时间，上三次汉语课。到毕了业，我的汉语还是不太过硬。我现在的汉语水平，多半是后来在工作中学习的。当时，我父亲为了让我提高汉语，打算给我娶一个回族姑娘做妻子，因为回族姑娘会讲汉语，同时又信伊斯兰教，在一起生活是比较合适的。
后来，家里就给我物色到一个。姑娘是林基路小学毕业的，回族，长得很漂亮。她本人也愿意。我们家大人带着东西到她们家去提亲，也受到欢迎。可是，问题出在经济方面。她的父母以为我们家很富有，要我们拿出五两金子。五两金子啊，到哪里去拿？那时我们家半两金子都拿不出来。家里的东西都给没收了。好，拿不出来，人家不干——你是个王爷，家里拿不出五两金子，谁相信啊！算了，姑娘不嫁了，你没有诚意嘛。
其实我很中意那个姑娘的。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她长的样子，很好看的。我们见了面，感觉真的都很不错。她人长得漂亮，又会两种文字，汉话说得好，维语也不错。两人交谈了几句，彼此都有意思，可就是拿不出那五两金子，人家父母不同意，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在1946年娶了一个维族姑娘。这姑娘是个小学教师。那是一个夏天，我爱上了她。她长得也很漂亮，整个库车，数一数二的漂亮！我很喜欢的，只是她不懂汉语。那时候，我为了学习汉语，千方百计地接近汉族同志，把翻译当做好朋友对待。当了银行的副行长，更加觉得汉语很重要了。不管是我的下属，还是什么人，只要他会汉语，我就跟他学习。这样，我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
我和这个妻子，在一起生活不太长。两个人很幸福的。可惜她第二年生孩子难产，没有抢救过来。她和孩子都离开了我。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很难过。当时，我是连续三天，水米不进，那真叫痛不欲生……现在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也有婚姻经历，但还是忘不了她。她给我留下的伤痛，很深很深的，没有办法说。接下来嘛，她的妹妹对我有了好感，那时她还只有14岁，可能看到我对她姐姐的感情吧……那段时间我整天不想吃、不想喝，我的岳父母，就让小女儿来照顾我的生活。相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有了感情。
大概过了半年时间吧，我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了，就和她——汉族同志叫什么，是小姨子是吧——结了婚。我把感情转移到她的身上。我们在一起，前后生了两个巴郎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我就进了监狱。当时我被抓起来的时候，妻子痛哭得不得了，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可是我进去不到三个月，她就提出要跟我离婚。那个打击是很大的。我在监狱里面，日夜思念她们母子。她给我写的关于离婚的信，狱长害怕我看到，影响改造，就一直扣在手上。三个月之后，我才收到这个信，当时很不好受。1953年，法院解除了我们之间的婚约。
接下来，我就一个人生活。那几年，我不是坐牢就是接受改造，也没什么自由，劳动很苦，生活也很苦，哪里有人看上我啊。直到1972年，我才又娶了一个妻子。她是个农村姑娘，比较朴素。我们很快有了一个孩子，是女儿。可是时间不长，也就两年吧，1974年我摔坏了腰，她看我不行了，就不跟我生活了。我们离了婚。现在的妻子嘛，年龄不大，是个农村人，今年36岁，还算漂亮，人很好，性格很好，对我很不错。她不会汉语，但是她说喜欢我，嫁给我从来不后悔。我们一起生活也很幸福。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我很珍惜今天的生活，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在一起好好生活。
我今年快80岁了，亲生兄弟姊妹7个人，3个弟弟3个妹妹，我是老大，现在大家都过得很好。
先说说我的二弟。他叫马木提，是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时还没有解放，他没有分配，就回到家乡。当时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党务视察员的我，就凭着那一点小权力，把他也安排到新和县，做了党务视察员。1948年，他还当了一年的书记长，1949年初就不干了。
这年9月份，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先遣部队到库车后，任命我为县中心银行的副行长。之后不久，二弟在我的举荐下做了先遣队的翻译。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先遣队来之前，陶峙岳的部队乱了套，到处抢老百姓的财物。先遣队来后，要把国民党部队抢劫来的东西，一件一件登记下来，还给老百姓，具体工作很多。维族群众与汉族同志之间，语言又不通，翻译就成了做好工作的关键环节。这并不容易，人选不得当容易出纰漏。有一个翻译就出了问题。他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族，人长得好，能说会道，业务特别好，按说当翻译呱呱叫。结果呢，却是个国民党的密探，而且是个40多人组织的头头，在国民党军官学校受过专门训练，毕业后专门打入共产党里面搞情报的。这样的人还能用？翻译得再好也不敢用。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叫我给二弟找个工作。我就找到解放军先遣队的负责同志，说：“推荐一个人当翻译，不知你们要不要？”“要，要，要，太好了。”解放军非常高兴。人家正缺少这么个人，当时就叫我把二弟带去给他们看看。第二天，我把二弟带去，解放军问了几句话，他答得很流利，马上就被录用了。
我二弟马木提就这样当了翻译。后来库车县委书记调到专区行署，马木提也从库车调到南疆行署。1956年，他又被调到新疆自治区政府当翻译，但行李还没有放下来，就被新疆日报社接过去了，这一干就是36年。新疆日报社有50多个翻译，我二弟是最好的。他工作很卖力，黑天半夜翻译文章。报刊待发的一些译稿，必须都有他的签字，才能发稿。他是1982年去世的。累病的，全力抢救也没治好。他死了之后，报社从社长到印刷厂的排字工人，3千多人，整整停了一天工，为他送葬。
我这一辈子我的家庭（2）
我的三弟叫阿木提，小学毕业，跟在老二马木提后面学习，后来又被带到乌鲁木齐干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商业学校毕业，分配到供销社工作，也当了翻译。口头、文字都译，也干了36年，前几年去世的。老四、老五都是女孩子，都是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四海尼沙汗，到吐鲁番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又调到乌鲁木齐，在乌市第十四中学当老师。2003年去世的。老五米日尼沙，学的是兽医。考虑到一个女孩子，去山区草原困难很多，就调到新疆大学，当了一名校医。后来嫁给了一个研究室主任。她丈夫的父亲早年出国，在沙特阿拉伯做生意，赚了点钱，在国外有一大笔遗产，光是土耳其就有好几处房产。所以，他们结婚后，我妹妹就跟着他去了土耳其。现在在土耳其自己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生了5个男孩，没有女儿，今年也有60岁了，在外面一辈子了。老六乌买尔，是个男孩子，“文化大革命”当中没办法生活，跑到吐鲁番当了农民。现在生活还好，养了几个娃娃，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最小的妹妹叫吉莱山姆，丈夫是吐鲁番市卫生局会计，她自己是吐鲁番镇医院的出纳。她是初中文化，现在也50多岁了，养了4个孩子，三男一女。
我的孩子现在都成了家，生活都还可以。大儿子艾北布拉，今年42岁，初中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了“反革命”，他是“反革命”的亲属，学习不了，没有读到什么书，早早到一个企业工作了。因为工作环境不好，腿受了冻，落下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在行动不方便，骑自行车还马马虎虎，走路就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很痛苦。没有办法，调到县文化馆，当了个出纳。三四年前，办了病退手续。只有一个娃娃，男孩子，读中学了。还好，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