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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来文化冲击本有文化，那末本有文化的反应形式可能很多。有的时候本有文化作自导改变；可是有的时候却作被迫改变。被迫改变所行的速度如果大于本有文化分子所能消纳的程度，那末便容易引起混乱、撤退，以及价值与行为脱节。碰到外来文化事物在某些情形之下无可抗拒时，主位文化分子在一方面不得不应付，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事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常出现“双重标准”。有许多中国文化分子从前在外面穿西装，一回到家里就穿中装。从前有许多学生在上海读洋书，可是假期回乡还得读四书。现今还有人在一方面行新式婚礼，可是同时还得向岳父行跪叩礼。这些都是行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之所以采行，因为它可以作文化的适应，可以减轻外来文化的压力，又可多少保存自己本有的文化。这么一来，于是在此类过程中，许许多多文化分子或团体之间的若干价值观念和行为常常不调。演变所及，在同一社会里，新的与旧的不协调，激进与保守冲突，“十里洋场”的生活与农村的刻苦质朴相去不知若干里，热中于革命的与主张保皇的各行其是。所以，整个的文化就这样被撕碎了。
B文化价值的移接
当着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接触时，其中含有两个价值系统的接触。外来文化要件合于原有文化价值，或至少不与之冲突时，才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广大的接受。当众人直接看到带入新价值的改革可有助益于增进既成价值时，便比新的价值单独出现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所以，当着有人采用新的价值时，常以大家已经接受了的价值作引介或导诱定义＇11＇。这是价值变迁程序中的“移花接木”法。例如，有人要把“民主”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便说“民主”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自古就说“君为轻，民为贵”。尽管这是附会其词，但是毕竟减少一点若干人对“民主”观念的抗力。任一新的文化价值或价值系统通过了原有文化的检查站以后，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价值界域。在旧式中国社会里，年轻未婚女子是不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的。但是，女子在西式医院作护士，既合固有的“仆妇之道”又合新的“服务人群”价值，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价值界域，于是女子在医院作护士的事终于比较顺利地被接受。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二 本土运动
某一价值在原有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或风俗习惯里可以维持得住，如果这些条件变了，那末该一价值便也不易再悬空地维持得住。例如“俭德”，在不重商和不发展生产的时代是一项济穷的办法。如果消费量抵不过生产量，那末从节约消费上预防物资匮乏的后果，这种“俭德”未尝没有实际的价值。可是，到了工业化的生产时代，大量生产第一，货物大量倾销为要务。要能大量倾销必须能够大量消费，货物像潮水似的向你们冲来。在这种情形之中，再要无条件地提倡“节约”的古道德，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据许光所说，我们可知一个非西方的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密切接触时并非全面抗拒变化。这个文化是会发生改变的。不过，它的改变不一定要全盘的，而是有选择的。它在选择或拒绝西方文化事物时，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科学成果之采用时不致冒重大风险者，比较易于接受。例如，邮局、汽车、铳枪等等。可是，一种科学上的新成就之采用，如需冒重大风险，则不易为一般人接受。例如，要一般农人采用新式抽水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传统农人用的水车之效率固然低，可是他们对它的性能已经熟习而且造价低廉。他们几人合买一条水车，不致太影响一年的生计。新式抽水机的灌溉效率固然比旧式水车高，可是农家要买一架的话，得冒至少一年经济上的风险。依此推论，科学成果的采用所冒风险愈是接近经济负荷力等方面的边沿，则愈不容易被社会普遍接受。由此可知，如果一项新的科学利器被介绍到所谓“落后地区”来而竟被拒绝采用，那末可能含有很实际的理由，我们不能马上说是“顽固”。
第二，新来的文化事物如果不扰乱原有的社会组织，或者与现存的风俗习惯综摄起来，那末便比较容易被接受，或抗拒作用较小。例如，西式“文明结婚”对原有社会组织抵触相当多，所以引起的抗拒也大。但是，到上海外国工厂去做事，到洋行去当“写字”，则毋宁受到鼓励。阴丹士林布在中国乡村，是“皆大欢喜”的外来客。然而，妇女穿短袖上衣违反“礼教”，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奋斗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第三，需要巨大资金才能兴建的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即令不必考虑风险，如果不是少数个人或一个单独的社区所担负得起的，也不易被采用，例如，大规模的水坝工程。西方人士看见中国一般人对水旱之灾常采漠视的态度而感到迷惘。殊不知这主要由于中国一般人无控制水旱灾变的能力。因为中国一般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对于自然灾变之来临，除了避退和忍受的消极抵抗以外，常持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同西方文化里“人定胜天，人能征服自然”的积极态度刚好相反。
C文化与性格
文化材料（culturalmaterial）是文化分子构成的必要条件。一个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基本地受他所在的文化型模和社会传统塑造。因此，在一个文化中，固然各个文化分子的性格各有其个别差异，但是大多数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结构或模式性格（modelpersonality）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的地方。而在濡化过程中，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决定对外来文化价值和事物之迎或拒。例如具权威性格的文化分子就很不容易接受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最大多数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在童年时期涵化＇13＇在社会里时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个时期或成年期，如果文化分子与另一文化接触，因着事势的需要或好奇或其他原因，他们可以重新学习。但是，他们很难得完全改变已经内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依此，当他们原来呼吸的文化空气之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令人怀疑或崩解时，他们往往会发生极大的性格冲突和焦虑反应。
中国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作新民”和“作旧臣”之间徘徊就是因此。这种时间经历一久，文化分子的性格会分裂。性格一分裂，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心灵的失落可能愈来愈厉害。这时，重新调整性格并且整合生活方式也愈来愈困难，但也愈来愈需要。我们试看中国文化在这一段转型所经历的调整性格之痛苦以及为求思想出路所受苦闷与挣扎，就可明了这类实情。在这种情形里，大家的心灵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各种各色的“主义”说词之下，很少知识分子不是“狂想曲”的俘虏，而“革命去”则是自我彷徨的崇高解救！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三 文化的罗聚形态
在文化再组合的过程里，文化动理的反应之一种为本土运动（nativisticmovement）。本土运动，依它的性质来观察，可分为两种：
一种本土运动是存续式的本土运动（perpetuativenativisticmovement）。存续式的本土运动包括类似宗教崇拜仪式和行为。这种运动在一方面是为了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反濡化。当原有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发生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机制作用时，这种作用是回反适应（reactiveadaptation）。在回反适应中含有返退作用（regression）。原有文化在外力——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即令在表面看来是臣服了，平静无事，可是，在实际上于其文化的潜力里也许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与“小传统”互相表里助长而不可分。近代中国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常与“江湖”或“下层社会”发生某种关联。这种活动，蕴积既久，一方面可形之于仇视那代表外来文化的地上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可爆发而为排外运动。一个原有文化受外来文化危及其核心价值时，最易与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这种时际，可能出现意志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玛（charisma），和类似宗教并夹杂魔术的群众运动。美国印第安人之群集跳鬼舞就属此类。中国的义和团也属这一种本土运动。
另一种本土运动是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nativisticmovement）。这种本土运动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原有文化之有价值的要素与所需新的要素合并起来，创建一新的文化整合。这种本土运动是开的。它所涉及的级距颇宽：从文化的基本前提到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生活，无不在想要更新之列。而更新的程序从极不切实际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到政治性的民族主义，从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到文艺复兴，都在“文化革命”者脑海荡漾。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余波属于这一种本土运动。这类的“文化革命”常常是波澜壮阔，可是对外来文化要件的选择不严。因为选择不严，所以呈现纷然杂陈的光景。五四运动以来的出版界和思想界是这种光景的写照。
第二种形式的本土运动是走上文化重建的康庄大道。任何基本变革性的文化重建运动，在起初发动的阶段，都难免是反偶像的、浪漫的和有扫荡性的，但却富于冲力。但是，这一阶段过后，就慢慢走上文化再肯定之路。文化重建运动走上再肯定之路的阶段，就脱离了起初阶段的浮气，而与“再生运动”同流。文化的“再生运动”常为文化分子之比较精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