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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别为续焉。〃又曰：〃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滕成、周南厚三人数咨焉，而龚荐所闻於公尤多，异论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载所为书，篇目可考〃云云。其为人所推重如此。今学者论宋人方志，亦推罗氏《新安志》与范氏《吴郡志》为称首，无异辞矣。
余谛审之，文笔亦自清简；后世方志庸猥之习，彼时未开，编次亦尔雅洁。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自沿革、城池、职官题名之属，皆有郡而无县。县记二卷，则但记官署，间及署中亭台，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名姓，体参差不一律。此则当日志例，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别有专篇讨论其事，此固可无论也。第他事详郡略县，称其体例可也；沿革有郡无县，则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吴郡之旧称，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且沿革叙入宋代，则云〃开宝元年，吴越王改中吴军为平江军。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考史，是时改苏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升苏州为平江府。〃上无苏州之文，忽入升州为府，文指亦不明矣。通体采摭史籍及诗文说部，编辑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条下，是足为纂类之法，却非著作体也。风俗多摭吴下诗话，间亦考订方音，是矣。徐祐辈九老之会，章岵辈耆英之会，皆当日偶为盛事，不当入风俗也。学校在四卷，县记在三十七八卷；县治官宇，既入县记，而学校兼志府县之学，是未出县名而先有学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伦。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盐茶司题名，不入牧守题名本类，而附见官宇之后，亦非法度。提点刑狱题名，皆大书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与来去年月於下；提举常平盐茶，皆大书官阶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体例未画一也。牧守载有名人，而题名反著於后，是倒置矣。官吏不载品制员额，而但取有可传者，亦为疏略。功曹掾属，与令长相间杂次，亦嫌令长之名在县记之先也。古迹与祠庙、官宇、园亭、冢墓、宫观、寺、山、川等，颇相混乱。别出虎丘一门於山之外，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则触手皆荆棘矣。
人物不自撰著，裁节史传，亦纂类之例也。依次编为八卷，不用标目分类，尚为大雅。然如张、顾大族，代有闻人，自宜聚族为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时代亦复间有颠倒，不如诸陆之萃合一编，前后不乱。岂今本讹错，非范氏之原次欤？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纵欲严其分别，亦当次於人物之后，别其题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后，间以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郊外寺、县记、冢墓，凡十二卷后，忽出仙事以下三门，遂使物典人事，淆杂不清，可谓扰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罗极博，证事亦佳。但干府、莫邪、属镂之剑，吴鸿、扈稽之钩，传记所载一时神物，亦复难以尽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类矣。奇事一卷，异闻三卷，细勘实无分别，考证疏而不至於陋。诗赋杂文，既注各类之下，又取无类可归者，别为杂咏一门，虽所收不恶，亦颇嫌漫漶无当也。每见近人修志，识力不能裁断，而又贪奇嗜琐，不忍割爱，则於卷末编为杂志，或曰馀篇。盖缘全志分门，如布算子，无复别识心裁，故於事类有难附者，辄为此卷，以作蛇龙之菹，甚无谓也。今观范氏志末，亦为杂志，则前辈已先导之。其实所载，皆有门类可归，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信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於方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矣。其所以为世所称，则以石湖贤而有文，又贵显於当时；而翦裁笔削，虽不合於史法，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固为矫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为方志之佳，则不确矣。
○书姑苏志后
王鏊《姑苏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风俗，次户口，次土产，次田赋，次城池，次坊巷，次乡都，次桥梁，次官署，次学校，次兵防，次仓场，次驿递，次坛庙，次寺观，次第宅，次园池，次古迹，次冢墓，次吴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乱，次宦绩，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儒林、文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凡一十三类；殿以纪异杂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为齐。名宦分卷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总六十卷，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无义例也。《苏志》名义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吴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姑苏志》，所谓贵耳而贱目也。然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书，虽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今本《苏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断不出於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县为郡邑，其谬不待言矣。表以州国郡军府路为目，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无论体例不当，即其自标郡邑名目，岂不相矛盾耶？且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尤可异者，表之为体，纵横以分经纬；盖有同年月而异地，或同世次而异支，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录，县之令丞簿尉，横列为经；而以朝代年月，纵横为纬。后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纵标而得其时世，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或先或后，或在同时，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后，必不同时，则无难列款而书，断无经纬作表之理。表以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夫州则苏州也，国则吴国也，郡则郡也，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称吴国时并无苏州，称苏州时并无吴郡，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则按款罗列，阅者自知。今乃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义例，是徒乱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颠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权摄，犹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无权守，有尉即无摄尉；权摄官与本官，断无同时互见之理，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虚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为也。职官列表，当以时制定名；守令之表，当题府县官表，以后贯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义固无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知县，名实之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县官但列知县，而削丞簿之属，此何说也？又表有经纬；经纬之法，所谓比其类而合之，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故类之与表，势不两立。表则不能为类，类则无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晓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异制，简编繁重，画时代以分卷可也。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上书乡会科年为纬。举人进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为名，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二表，是分类之法，非比类也。且第进士者，必先得举人，今以进士居前，举人列后，是於事为倒置，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又胥吏所不为也。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渍於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至於官署建置，亭楼台阁，所列前人碑记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叙述创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称为州，忽称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后，名为平江路府；终宋之世，无吴郡名。《范志》标题既谬，则志文法度，等於自郐无讥。王氏不知改易，所谓谬也。
又叙自古兵革之事，列为平乱一门，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赋，坊巷风俗，户驿兵仓，皆数典之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皆传述之体。平乱名篇，既不类於书志数典，亦不等於列传标人，自当别议记载，务得伦序；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乃不致於不类之讥。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责於此志也。其馀文字小疵，编摩偶舛，则更不足深求矣。《苏志》为世盛称，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书滦志后
家存《滦志》四帙，板刻模糊，脱落颠倒，不可卒读；盖乾隆四十七年，主讲永平，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属余撰辑州志，因取旧志视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字养君，湖广应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历滦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见《明志》，而史不列传。《应城县志》，有传而无书目；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余少侨应城，求其所著，一无所见。闻前知县江浦金嶒，尽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岐依例续补，虽十一卷之次，不可复寻，而门类义例，无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会青螺郭公议修《许州志》。公曰：'海内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为《滦志》。'〃似指陈君原本而言。其书与人，均为当世盛称，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竟不复可言矣。陈君以博赡称，而《滦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赞，不可解矣。
其书分四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