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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史宗久失，难以期之马氏外孙，班门女弟，不存阙访，遂致心事难明，其弊七也。史传之立意命篇，如《老庄》、《屈贾》是也；标题类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断无可缀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详，疑而难决之事，不存阙访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内，类例不清，文辞难称粹洁，其弊八也。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无徵，传闻难信，不立阙访，以杜请谒，（如云事实尚阙，而所言既有如此，谨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惼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於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创之，大率近於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於搜访，因於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於多闻阙疑之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类之书，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於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於盈寸之节略，排纂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閒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讬滥收；或是当日名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於近代之人，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为别裁阙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於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於是史家不复有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於《世本》、《国策》，固书之资於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传首叙例，详明其制；或於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永清县志文徵序例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徵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徵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於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於纪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