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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刘煦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於《会要》、《会典》，而史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晋官品》。）亡逸无存，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
书志之体宜画一，而史家以参差失之。列传之体本参差，而史家以画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礼》，体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无《地理》，或分《礼》、《乐》而合兵《刑》，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列传本乎《春秋》，原无定式，裁於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后史分别门类，整齐先后，执泥官阀，锱铢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则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於是，治法莫备於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人微而缙绅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
今之州县，繁简异势，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尽皆吏户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县而志其事，即以一县之制定其书，且举其凡目，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矣。案牍簿籍无文章，而一县之文章，则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为挈其纲领，修明其书，使之因书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职掌，於是修其业而传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谓书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谓掌故之书，各守专官，连床架屋，书志之体所不能该，是以存之会典会要，而史志别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纲，而仪礼三千，不闻全入春官；《司马法》六篇，不闻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马之职掌，而礼兵要义，可以指掌而谈也。且如马作《天官》，而太初历象，不尽见於篇籍也。班著《艺文》；而刘歆《七略》，不尽存其论说也。史家约取掌故，以为学者之要删，其与专门成书，不可一律求详，亦其势也。既不求详，而又无纲纪以统摄之，则是散漫而无法也。以散漫无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难矣！
或谓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户兵刑为纲领，则纪表图书之体，不可复分也。如选举之表，当入吏书，河道之图，当入工书，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何以复分诸体也？此亦不可谓之知言也。古人著书，各有义类；义类既分，不可强合也。司马氏本周谱而作表，然谱历之书，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体，不闻杂入六典之中。盖图谱各有专书，而书志一体，专重典章与制度，自宜一代人官为统纪耳。非谓专门别为体例之作，皆杂其中，乃称隐括也。且如六艺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载於太卜，《诗》不载於太师，然三《易》之名，未尝不见於太卜；而四《诗》之目，则又未尝不著於太师也，是其义矣。
六卿联事，交互见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县因地制宜，尤无一成之法，如丁口为户房所领，而编户烟册，乃属刑房；以烟册非赋丁，而立意在诘奸也。武生武举隶兵部，而承办乃在礼房；以生员不分文武，皆在学校，而学校通於贡举也。分合详略之间，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学问耶？
○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为纲，而名宦、乡贤、流寓诸条，标分为目，其例盖创於元明之一统志。而部府州县之国别为书，亦用统志类纂之法，可谓失其体矣。夫人物之不当类纂，义例详於例传首篇；名宦之不当收於人物，则未达乎著述体裁，而因昧於权衡义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国自具春秋，（羊舌肸《晋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则君临封内，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罢而郡县，守令承奉诏条，万里之外，亦如畿内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马、班《循吏》之传，所以与时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专书，古有作者，义例非无可绎。梁元帝有《丹阳尹传》，（《隋志》凡十卷。）贺氏有《会稽太守赞》，（《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记》，（《唐志》凡二卷，起贞元，讫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迹。其书别出，初不与《广陵烈士传》（华隔撰，见《隋志》。）《会稽先贤传》（谢承撰，见《隋志》。）《益部耆旧传》（陈寿撰，见《隋志》。）猥杂登书。是则棠阴长吏，与夫梓里名流，初非类附云龙，固亦事同风马者也。叙次名宦，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非第客主异形，抑亦详略殊体也。长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兴利除弊，遗德在民，即当尸而祝之。否则学类颜、曾，行同连、惠，於县无补，志笔不能越境而书，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乡评未允，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苟为一时循良，便纪一方善政。吴起杀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当追既往也。黄霸为相，而誉减颍川，於志不逆其将来也。以政为重，而他事皆在所轻；岂与斯土之人，原始要终，而编为列传者，可同其体制欤？
旧志於职官条下，备书政迹，而名宦仅占虚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详前而已。是不但宾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也。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例不相侔而义实相资也。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
列传之体缛而文，政略之体直而简，非载笔有殊致，盖事理有宜然也。列传包罗钜细，品藻人物，有类从如族，有分部如井；变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陈谟，《书》之质也；抑扬咏叹，《诗》之旨也；繁曲委折，《礼》之伦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本义也。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於本纪表志，而尽於列传也。至於政略之体，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於先后，纪述要於经纶。盖将峻洁其体，可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经纬错综，主在枢纽，是固难为文士言也。
古人有经无纬之书，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约《宋书》，而编年称略，亦其例也。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达於古人之旨。《黄石》、《淮南》，（《黄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诸子之篇也。张温、鱼豢（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谟略之意，何尝尽取节文为义欤？
循吏之迹，难於志乡贤也。治有赏罚，赏罚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齐，其难一也。事有废兴，废兴异而难易殊，今昔之互视，其难二也。官有去留，非若乡人之子姓具在，则迹远者易湮，其难三也。循吏悃愊无华，巧宦善於缘饰，去思之碑，半是愧辞，颂祝之言，难徵实迹，其难四也。擢当要路，载笔不敢直道，移治邻封，瞻顾岂遂无情？其难五也。世法本多顾忌，人情成败论才，偶遭罣误弹章，便谓其人不善，其难六也。旧志纪载无法，风尘金石易湮，纵能粗举大凡，岁月首趾莫考，其难七也。知其难，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所以穷於无可如何，而益致其慎尔。
列传首标姓名，次叙宫阀，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标首，非惟宾主之理宜然，抑亦顾名思义之旨，不可忽尔。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分类编次，不以历官先后为序，非政略之意，故无足责也。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诂，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於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传。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穀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於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此，原不关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