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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车过恒河时已经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Sarnath），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这里原是原始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处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位置座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座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藉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DhamekhStupa），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二十世纪，为时不久。
沉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第三部分韩少功：空谷足音
韩少功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是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和支撑人们。有人问：什么是禅？法师回答：你来的时候经过了那条峡谷吗？峡谷里空空的脚步声就是禅。
能从思辨通向美。在这一点上，禅比当今很多心学都高出了一个品位。《坛经》从本质上说无须得到人们的尊宠，无意成为人们的人生最高法典和学术指导手册。《坛经》的清通和睿智在于它宣布自己什么也不是，一切禅理禅法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是对空谷足音之类禅境作一次又一次力不从心的诠释。
当然，这种诠释洞示着美的精神深度。当一切美都面临着商业化前景的时候，当空谷足音也可能成为皮鞋商们广告用语的时候，大心之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在静静的峡谷里能听到更多。所闻皆佛，所闻皆我，这些独步者在刹那间顿入了美的永生。
第三部分周国平：信仰之光
信仰，就是相信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它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得多，甚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必要时也值得为之献身。这种东西必定是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像日月星辰一样在我们头顶照耀，我们相信它并且仰望它，所以称作信仰。但是，它又不像日月星辰那样可以用眼睛看见，而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观念，所以又称作信念。
提起信仰，人们常常会想到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在人类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信仰的确是信仰最常见的一种形态。不过，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事实上，做一个教徒不等于就有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也未必信奉某一宗教。
有一回，我到佛教胜地普陀山旅游。在山上一座大庙里，和尚们正为一个施主做法事，中间休息，一个小和尚走来与我攀谈。我问他：“做法事很累吧！”他随口答道：“是呵，挣钱真不容易。”一句话表明了他并不真信佛教，皈依佛门只是谋生的手段。这个小和尚毕竟直率得可爱。如今，天下寺庙，处处香火鼎盛，可是你若能听见那些烧香拜佛的人许的愿，就会知道，他们几乎都是在向佛索求非常具体的利益，没有几人是真有信仰的。
在同一次旅程中，我还遇见另一个小和尚。当时，我正乘船航行。船舱里异常闷热，乘客们纷纷挤到舱内惟一的自来水管旁洗脸。他手拿毛巾，静静等候在一旁。终于轮到他了，又有一名乘客夺步上前，把他挤开。他面无愠色，退到旁边，礼貌地以手示意：“请，请。”我目睹了这一幕，心中肃然起敬，相信眼前这个身披青灰色袈裟的年轻僧人是真正有信仰的人。后来，通过交谈，这一直觉得到了证实，我发现他谈吐不俗，对佛理和人生有很深的领悟。
其实，真正有信仰不在于相信佛、上帝、真主或别的什么神，而在于相信人生应该有崇高的追求，有超出世俗的理想和目标。如果说宗教真的有一种价值，那也仅仅在于为这种追求提供了一种容易普及的方式。但是，一普及就容易流于表面的形式，反而削弱甚至丧失了追求的精神内涵。所以，真正看重信仰的人决不盲目相信某一种流行的宗教或别的什么思想，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来寻求和确立自己的信仰。两千四百年前，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民众以不信神的罪名处死的。他的确不信神，但他有自己的坚定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人生的价值在于爱智慧，用理性省察生活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