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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抗命令，非常着急。他向毛泽东等通报消息，表示他将尽量拖延，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
国民党大兵压境，毛泽东心情格外沉重。红军又面临生死关头，他派彭德怀指挥西征战役，能否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并无很大把握。拿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和蒋介石硬拼，不是毛泽东的作风。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殚精竭虑。一是想方设法延迟国民党军的进攻，二是为红军考虑新的出路。
从１９３６年８月到１２月“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８月１３日毛泽东派张文彬去西北军，随身携带给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信。给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给杜斌丞的信中说：“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８月１４日，毛泽东派张经武往华北联络宋哲元、傅作义，在致二人的信中赞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表示红军愿与他们建立联系，做他们的后援。同日，毛泽东还写信给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师向宋转达希望南京当局转变反共立场，恢复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愿望。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８月２６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已开始有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要潘充当密使，去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９月８日潘汉年启程时，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态度，并请她将潘介绍给孔祥熙、孙科等国民党要人，打通上层路线。
９月８日，毛泽东又写了三封信。一封致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时邵在报纸上发表剿共言论，毛泽东指责他“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另一封信给围困红军的国民党将领王均，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德）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第三封信致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劝他“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先生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以上仅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部分信件。从信中恳切急迫而又委婉谦恭的语言中，不难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打不得。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他干的是“买空卖空”的事。真与国民党军打起来，长征保存下来的红军是寡不敌众。如果陕北站不住脚，红军还能到哪里去？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真是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希望能找到求和的机会，从逆境中渡过难关。
不仅毛泽东积极统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行动。９月初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希望他们劝说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一致抗日，红军愿意随时谈判。他还致函胡宗南：“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
为了把统战声势造得更大，１０月１８日毛泽东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要朱德、徐向前、贺龙利用旧日关系，做国民党将领的工作。电报说：“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毛泽东还代徐向前起草了致胡宗南的信，信中说：“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
第四部分第１８章：大军西去（2）
煞费苦心的游说和努力，虽然得到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同情和赞许，但并未解除陕北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因为蒋介石不会改变立场。蒋介石积十年之反共经验，深知共产党的厉害。尽管日军入侵，国难当头，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消灭红军再去对付日本人。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在陕北，他决不放弃这个机会。对此，毛泽东是铭记在心的。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蒋介石向毛泽东求和。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断然拒绝。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求和既然无望，毛泽东就要为红军寻找出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７日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未及休整，毛泽东便与朱德、张国焘频繁往来电报，交换意见。得知蒋介石即将发起围剿红军的“通渭会战”后，中共中央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点是：
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接到中央指示，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朱、张、徐、陈分析了情况，决定以主力红３０军为渡河先锋，抓紧时间造船。徐向前把３０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交代了任务。李先念接受了任务，站起来就走，徐向前留他吃饭都推辞了。
四方面军从四川出来时，带了一支百余人的造船队。李先念当过木匠，能够内行地指挥造船。他们来到靖远黄河边一个隐蔽的地方，开始了昼夜不停的紧张工作。３０军军长程世才回忆：“当时造船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离黄河５０里的隐蔽地秘密造船，以防敌悉。大船每只可坐一小班（８～９）人，计划要造４０只。造船所需一切器材，都是自己临时找的。布置造船地点及人员的配备，是一极细致工作，同时要严守秘密。假使不注意，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会妨碍行动甚至会导致计划的失败。造船地点离黄河有几十里，每只船都要经过上山下山，过许多山沟小路，抬到河边。因造船地点是隐蔽在崎岖山沟里，所以抬船到河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这期间，中央不断来电催促，还让彭德怀派人送来造船用的木板、铁钉等材料。同时，３０军开始侦察黄河沿岸渡口，做好强渡的准备。按李先念的估计，到１１月１０日可造船４０只，大军渡河当无问题。１０月１８日朱德、张国焘电告毛泽东、周恩来：“３０军谓：３０日晚即可偷渡。”但是毛泽东等不及，次日复电：“３０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毛泽东之所以催促四方面军尽快做好渡河准备，是因为得到张学良的秘密通报：蒋介石已命令各部队向红军发起攻击。张学良虽然同情共产党，但军令如山，他也不能按兵不动了。
１０月２１日，各路国民党军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坐镇西安督战，胡宗南的１军、毛炳文的３７军和王均的３军由静宁、通渭一线向北进攻。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４军、５军、３１军在界石铺、华家岭、马营等地的丘陵地带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出动７架飞机轮番轰炸，这里地势开阔，光秃秃的黄土地几乎无处藏身。红军的一举一动国民党军都能观察到，集中炮火猛轰红军阵地。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弹药缺乏，武器也差，尽管坚决抵抗，还是处于不利局面。华家岭战斗中，红５军损失惨重，副军长罗南辉遭敌机轰炸牺牲。部队伤亡和打散失去联络的有８００余人。４军和３１军也被迫节节后退，１０月２３日，在国民党军猛烈攻击下，红军被迫放弃会宁城。
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如果国民党军不停顿地向北进攻，很快就会把红军逼到黄河边上，使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幸亏国民党军未敢冒进，给了红军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