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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贝尔德和同事们偶然发现了米尔肯案的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调查人员在检查有关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在布斯基的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ＤＢＬ计划”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存的，里面的内容看上去正是由穆拉迪安整理、后来又按布斯基的吩咐销毁的账表。卡洛尔立即让穆拉迪安前来辨认。
“就是它！”穆拉迪安看到这个文件时大叫道，“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休假时整理的东西。”布斯基显然忘记了，他在把这份德莱克赛尔的购股记录原件交给穆拉迪安备案以前，让秘书把这个记录复印了一份。
现在，穆拉迪安可以不用重补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有了实际的原件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上面的数字确证了穆拉迪安凭记忆告诉他们的证言。
此后不久，检察官办事处又在米尔肯案和弗里曼案上取得了另一个突破。贝尔德就任反欺诈处主任后，马上与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开会研究弗里曼案。由于此案给检察官办事处造成了负面影响，吉尤利安尼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把它作为当务之急来办理。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说过中止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他们必须兑现誓言，因而压力很大。去哪儿找更多的证据呢？
卡图西耶罗记得，西格尔在供述过程中说到他在斯托勒收购案期间与弗里曼的一次对话。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正在积聚斯托勒股票，准备“认真”促成一笔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
卡图西耶罗认为西格尔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弗里曼除西格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幕消息来源。但是，西格尔记不起弗里曼所说的与他关系很近的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提到过那个人的名字。卡图西耶罗通过快速调查，弄清楚了这个疑问。科尼斯顿投资公司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的公司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奥克利－萨顿公司的人员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人员是同一班人马，负责人是詹姆斯·里根。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好友。当然，他就是向弗里曼提供科尼斯顿公司积聚斯托勒股票一情的消息者。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后大约两个星期，里根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被传讯。交易记录揭示了斯托勒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电话记录表明，里根和弗里曼在这起交易期间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深入调查的目标。或许该公司的那些负责人与弗里曼是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证明检控的正当性，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或求得豁免，以此为条件向政府提供弗里曼犯罪的证物和证言。但是，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让该公司知道它已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因此，贝尔德计划采用一种传统的调查方法——找一个与该公司有矛盾的雇员盘问，这种人往往是前雇员。不久，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在弗里曼案的压力下，卡图西耶罗把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雇员们的交易记录都收集过来，挨个儿进行检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终有所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雇员在本调查案涉及的一项交易中有内幕交易嫌疑。当检察官们锁定黑尔（也是达特茅斯校友）时，得知他已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该公司解雇了。
检察官办事处向黑尔发了一个传票，但这种方法没有奏效。黑尔说他不会与政府合作。他雇了一位律师，检察官们打算通过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暗示检察官办事处希望黑尔提出一个价值预估，特别是提供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其他人员的违法情况。黑尔的律师回话说，黑尔拒绝向政府提供任何种类的价值预估。无奈之下，检察官们决定采用最后一招，即在大陪审团面前讯问黑尔，迫使他在获取豁免的条件下作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想晚点检控黑尔，但觉得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头发深黄，面部棱角分明。他看上去不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提问他。不出他所料，由于黑尔避重就轻，闪烁其词，讯问没什么结果。然后，贝尔德转向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问题，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黑尔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回答道：“不是我离开，是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贝尔德接着问，本能地抓住黑尔突然现出的坦率。黑尔接下来的回答令人震惊，大大出乎贝尔德的预料，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出乎预料的事。
黑尔的回答是：“我不能忍受他们正在犯的种种罪行。”
黑尔谈起了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违法活动，贝尔德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出现这种情况让检察官们喜出望外。看来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根据黑尔所述，该公司的主要同谋者不是别个，正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突然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活动看来使反欺诈部两个最大的案子之间有了联系。
第六章
不安的华尔街（5）
根据黑尔的供述，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经常在美林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存”股票，制造假损失，欺骗国内税收署。该公司在德莱克赛尔的联系人通常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听筒软线嚼断的那个人。为制造假损失、少缴税，普林斯顿－纽波特常常以亏本价把证券“卖”给德莱克赛尔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再以相同或稍高的价格将它们“买”回来。黑尔说这些交易确实是假的，因为德莱克赛尔不承担任何货主风险。德莱克赛尔给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帮这种忙，是为了使该公司成为受它摆布的客户，这样，当德莱克赛尔的营销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就会愿意、甚至急切地购买。
黑尔解释说，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安排他进行“赋税寄存”，这让他很担心，因为这里面显然有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不以为然。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伯克曼毫无忧虑地说：“国税局没有人力区分这些类型的交易，也没有把它们弄明白的能力。”他指示黑尔把证券先卖出去，然后以稍微不同的价格将其重新买回，通过这种方法来“掩饰”这项计划。他还让黑尔在“寄存清单”上把这些证券和价格记下来。
黑尔对贝尔德说，当他表示不愿做这件事时，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未能向检察官们提供有关里根与弗里曼关系的情况，但他突然之间成了意外有惊人价值的证人。而且，他提供了更多值得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知悉内情的参与者。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名叫莉萨·安·琼斯，她经常替纽伯格处理交易，可能能够确证黑尔许多供述的正确性。而且，黑尔还讲出一个重要情况，说有关股票寄存计划的谈话可能无意中录了下来。他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一直有一种录音制度，公司交易员的谈话按照惯例都被录下来，虽然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级官员。这种录音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其用途是解决可能与客户发生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决定，在黑尔获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迅速就他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幸运的是，黑尔的解雇使他与以前的同事们关系疏远了，所以他自己向外讲述他与政府合作一事的风险非常小。但是，消息会在辩护律师之间传播。检察官们尤其担心录音磁带问题。黑尔说过这些磁带定期六个月后销毁，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听到黑尔泄露了情况，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一事上舆论宣传对检察官办事处不利，但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可能再次实施强力出击畏手畏脚。他们利用黑尔供述的情况，快速获取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搜查证，出具的理由是该公司有偷税嫌疑，但没有提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或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方法更为严厉，检察官们的行动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从现在检察官们的行动仿佛可以看出，前些时逮捕弗里曼等人行动中的问题并不是检察官办事处太严厉，相反是办事处不够严厉，没有对这些嫌疑犯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没能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办理黑手党和毒品案件的检察官，贝尔德知道，犯罪嫌疑人明白什么是威力。在吉尤利安尼的首肯下，贝尔德计划进行一次大搜查，这次搜查行动在严厉程度上使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的行动相形见绌。
12月中旬的一天，即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后几个星期，几辆客货车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幢不太显眼的、隐约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办公楼前，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圣诞节就要来了，办公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都装饰得非常漂亮，不远处是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校园，这条街道通往该校大门口。车子停稳后，从车上涌出五十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