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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984年）后来，西格尔坚持不与布斯基联系，也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然而，快到年底时，尽管他有各种忧虑，还是盘算起在布斯基那里的年底“奖金”来。1984年，西格尔收入很丰厚。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薪水和奖金突破了100万大关，获得的现金和公司股份共计110万美元，这些都是他的合法收入。不过，格雷西广场那套公寓的装修费超出了他的预期，接近50万美元。最后，他还有一份“外快”，布斯基用他提供的价值连城的信息和建议赚取了巨额利润，他应该从中分得一杯羹。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又相约来到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商讨西格尔的“奖金”。鉴于上次的教训，这次西格尔在拟订的数额上提高了一些，以把送钱人的短头儿也包括进去。他要求40万美元，除去送钱人的，期望实际到手35万左右。用这些钱，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都补齐了。布斯基对这个数欣然同意，其实卡内申公司收购案中的信息价值还没有算。关于这笔钱的交接，布斯基这次准备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不再沿用以前在广场饭店大堂交接的方法。
布斯基计划的新方式是这样的：西格尔于约定日期上午9点准时到达第55街与第一大道交叉处的一个投币电话亭，拿起话筒，装出打电话的样子。这时，送钱人将站在他的身后，好像等着要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在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觉得这听起来比原来的方法还可笑，像是蹩脚的间谍小说里的东西，但布斯基坚持采用这个方法。
在约好那天，西格尔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为了打发时间，他到马路对面一个咖啡馆去喝咖啡，选一个靠窗的桌子旁坐着，边喝边观察外面的动静。忽然，他看到了一个可能是送钱的人。那人皮肤黝黑，身穿一件黑色粗呢上衣，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旁的一幢小楼附近来回走动。
接着，他看到在离这条街不远处还有一个人。那人也是黝黑的皮肤，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这时，西格尔心里开始发毛了。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一个人？突然，西格尔又想起布斯基说的他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心里更害怕了。西格尔心想：“他们是要来杀我。”布斯基之所以想出让送钱人站在他身后的怪主意，就是要让那个人谋杀他。想到这里，西格尔赶紧喝完杯里的咖啡，付了账，起身逃走，留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满满一箱子钱继续在那里溜达。
西格尔刚回到办公室，布斯基打来了电话，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没有办成。”西格尔回答。
“为什么没有？”布斯基不安地问。
“那里又出现了一个人。”西格尔解释说，“有个人在监视。”
“那当然，”布斯基叫道，“一直是这样的。我要确保交接成功。”
西格尔吃了一惊，原来布斯基连自己找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第三章
白衣骑士（5）
布斯基坚持要西格尔再去电话亭交接钱。他说：“我好不容易把这钱给你弄来了，你得把它取走。”西格尔仍保持着警惕，不愿用这种方法，但他又不能不去把这笔钱取回来。拖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又去到那个电话亭，这次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与上次一样，箱子里的钱少了一些，但西格尔懒得再跟布斯基说。他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他不想总是生活在恐惧中。
在西格尔看来，与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的付款也结讫了。他开始彻底停止给布斯基打电话，而当布斯基打电话给他时，他要么躲避，要么说忙，要么刚说两句就急着挂线。很快，布斯基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一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急匆匆地结束通话时，布斯基轻轻地问：“怎么回事，马蒂？你不想跟我说话，也不再给我打电话。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你不再喜欢我了吗？”布斯基的声音柔柔的，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伤感。
对西格尔来说，他与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关系不是他对《财富》刊出那篇报道感到恐慌的惟一原因。就在他坚持与布斯基保持距离的时候，也就在弗里曼提醒他注意关于与布斯基关系的不利谣传的时候，他正在与弗里曼进行着内幕交易。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不是受西格尔个人利益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利益需要的驱使。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公司运作陷入了危机，公司盈利严重依赖于西格尔。就在公司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和承销佣金）已经枯竭的时候，公司决策者却迟迟不愿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与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不同，它不自我开户交易。阿尔·戈登和德农齐奥都认为，公司自我开户交易会模糊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虑的公司运作都很红火，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一个套利部，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套利业务，摩根·斯坦利公司近来也欣然介入了这个领域。
德农齐奥被公司里一些年轻人起了个“驼鸟”的绰号，讽刺他是一个不正视现实的人。每当有人提议新的业务方向时，他都要问该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给客户提供服务所“必须”从事的，而答案很少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们的基础资本都在飞速增长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资本增加处于停滞状态。该公司仍然在依靠它的零售经纪网和分销能力来增加资本，这是一种过时的方法，而且利润率越来越低。
更为糟糕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声誉在1984年3月遭受了一次重创。该公司年轻的证券经纪彼得·布兰特向证交会承认参与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在宣传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杂志广告中出现，是一个为人圆滑、不甘平庸的人。在威南斯内幕交易案中，布兰特是政府的主要证人。威南斯全名Ｒ．福斯特·威南斯，原为《华尔街日报》记者，主持该报富有影响的“道听途说”专栏，曾多次预先向布兰特泄露专栏内容。这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起内幕交易案。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公开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故事中有酒鬼律师，有同性恋者，还有在豪华餐厅和马球俱乐部里召开的秘密会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卷入，公司极力淡化这件事，但公司的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好像形同虚设。
这起事件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源的工作显得更加迫切。早些时候，德农齐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名叫蒂莫西·塔伯尔的年轻人，对他挺有好感。塔伯尔英俊潇洒，看上去有点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背景吸引了德农齐奥和戈登，他们聘他为公司顾问，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塔伯尔审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业务运作及其盈亏状况，得出结论说，公司的生存取决于开发新的盈利渠道，公司必须大胆进行自我开户交易，舍此别无选择，为此公司需要建立一个套利业务部。塔伯尔主动要求亲自参与这项新业务，他说他做过一些股票购买权的自我开户交易，但并没有套利方面的经验，交易知识也不多。
德农齐奥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塔伯尔的建议，决定在公司开展套利业务，但要求不公开地进行。他安排公司的资深交易员理查德·威格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威格顿当过信贷分析师，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度过的，曾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他工作兢兢业业，但成绩不瘟不火。威格顿身材肥胖，为人和善，但不是很精明。在公司里，大家都叫他“威吉”。
威格顿当交易员时，跟在公司的一些精明的客户后面做些“搭车”交易，看他们买卖什么，他也买卖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多少挣得一些利润。就以这么微弱的一点基础，德农齐奥让他启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业务部。塔伯尔来这里和威格顿一起工作，公司图书馆的一位雇员被派到这里当文员。
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给他通报了组建公司套利部的事，同时提醒西格尔说，他不想让公司外边的人知道本公司有套利部，以免客户们产生不良反应。
西格尔熟悉威格顿，也喜欢这个人，但认为他做套利业务能力欠缺。至于塔伯尔，西格尔不太了解，只知道他看上去毫无经验，而且刚到本公司来。接着，德农齐奥做出了一个让西格尔意外的决定：要求西格尔当套利部的“顾问”，指导他们的工作，而且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西格尔不由暗暗叫苦。
那时，即1984年3月，海湾石油公司收购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西格尔正在做ＫＫＲ公司的代理，参与对海湾石油公司的竞购。当时国会也介入了，当它对这起收购案提出反托拉斯议案时，套利人和其他投资商都非常紧张，纷纷抛售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使其股价不断下跌。这时，西格尔决定测试一下自己做这个新的套利“顾问”的能力如何，于是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打电话，让他们买进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他说：“这只股票的价值是明摆着的。该公司要被别人收购，这是肯定的。”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他是ＫＫＲ公司的代理，对海湾石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产状况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国会的反托拉斯威胁不屑一顾。威格顿和塔伯尔购进了20万股，按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标准这个数量算是很多了。（而当时布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