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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的一天，西格尔邀请布斯基去他家打网球。西格尔的家坐落在一处名叫绿色庄园的高档生活区，家里的房子是按他和简·戴的设计建造的，最近刚竣工。这所房子很时尚，室内墙上包着一层灰白色木质壁板，两层楼连体大型落地窗是用平板玻璃制成的，隔窗可以看到池塘的风景，还可以隔开外面的声音。近来，西格尔在这里玩起气滑板来。院子一侧放置的是西格尔常用的东西，他的私人网球场离池塘不远，掩映在柏树丛中。
一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跑车拐入西格尔家的私人车道，然后轻轻地在泊车位上停下来。布斯基笑容可掬地从车上下来，肩上背着他的网球拍。西格尔有点好奇地发现，布斯基还夹着一个皮包，就是有些欧洲男子经常携带的那种，不过这个皮包与他的气质根本不吻合。西格尔寒喧着夸他的新车漂亮，布斯基说：“是西玛给我的。”
西格尔同时邀请的还有两个富商，其中一个叫塞缪尔·海曼，以前当过检察官，后转行成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目前对正在兴起的兼并收购行业很留意。海曼也住在绿色庄园，而且就与西格尔家挨着，那是一幢巨大的用石材建成的乔治风格的楼房。海曼家有一架直升机，用院里的草坪作起降场地。这架飞机经常捎载西格尔去曼哈顿。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场单打循环赛，最后海曼赢了。布斯基的球技明显最差，不过他输得很体面。布斯基的网球水平之差让西格尔很吃惊，因为布斯基好像一心一意想让他的儿子成为网球明星，为此还雇了一个教练。
便餐后，其他两个人先走了，西格尔送布斯基上汽车，两人边走边聊。西格尔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财政状况很担心，但更担心他负责的兼并业务。这方面的交易正变得越来越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都是中型公司，这种客户基础逐渐不合时宜。1981年，西格尔获悉联合技术公司打算收购卡里厄（Carrier）公司，但当他上门为卡里厄公司提供应对服务时，该公司却把业务交给了摩根·斯坦利公司，认为摩根·斯坦利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实力强。
更不妙的是，西格尔觉得他正在逐渐淡出由律师马丁·利普顿和约瑟夫·弗洛姆领导的兼并收购俱乐部。利普顿仍以自己的方法行事，他往利普顿那儿送客户，但都不是大生意。弗洛姆与第一波士顿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这样的客户合作不好，西格尔担心他最终会失去这些大客户。西格尔曾问弗洛姆，为什么与这些客户合作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弗洛姆说：“他们想依靠他们传统的投资业务员。”
西格尔就这样向布斯基诉说着他的忧虑。布斯基说：“来我这儿干怎么样？你考虑考虑。”
虽然西格尔向布斯基一个劲儿地诉苦，但他仍然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无可争议的年轻明星，也成为公司吸引优秀商学院毕业生的一个招牌。每年，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实习的商学院暑期实习生都要到西格尔在康涅狄格的新宅第畅玩一天，又是游泳，又是玩滑浪风帆，又是打球，最后美餐一顿。
那年春天，西格尔的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34岁的西格尔拥有娇妻爱女，住着豪宅大院，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乡村俱乐部。借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无鼓动地向商学院毕业生发出这样的信息：“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吧，明天你也会拥有马丁·西格尔的生活。”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西格尔仍然隶属于公司金融部，但他实际上已把其他人都甩在后头，现在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德农齐奥似乎挺喜欢这样，不过其他人对此感到不平衡。1981年底，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来核算他的奖金。西格尔的薪水是8万美元，他的收入中主要部分是奖金。“你要什么？”德农齐奥问，“你认为你该得到什么？”
西格尔实际想的是，他应该得到一部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股份，但他没有向德农齐奥提出来。德农齐奥拥有公司7％的股份，是除艾尔·戈登之外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德农齐奥决定公司的股权分配，这种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支配是他权力的来源。虽然西格尔很能干，但德农齐奥在向他奖励股权方面一直很吝啬，宁愿把股份分配给能力逊色但对公司忠诚度高的员工或资历老的员工。因此，为了找出一种他认为公平的补偿方法，西格尔查看了公司的成果和他个人的贡献。然后，他算出德农齐奥股份的收益，提出要求相同数量的奖金。这个数字是52．6万美元，德农齐奥如数给了他，什么也没有问。这使他成为公司里身价最高的员工。西格尔还是公司里惟一拥有个人“叫车账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车子和司机都可以召之即来。
尽管如此，西格尔的焦虑仍然与日俱增。除了担心兼并收购业务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衰弱，他的消费支出看来越来越高。康涅狄格的土地和房产花了他将近75万美元，现在简·戴又得全职带孩子，同时他们还需要在曼哈顿购买一套公寓房。按照德农齐奥的要求，公寓的档次要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地位和形象相匹配，因此必须在第五大道、公园大道或萨顿广场找。他和简·戴在这些地方看了几处三室和四室的房子，显然，要买一套合适的公寓房又得花100万美元。突然，西格尔觉得手里的钱那么不经花，一年50万还难以做到收支平衡，虽然他的收入其实已堪称丰厚。
同时，他还被工作的压力所困。一场紧张而变化莫测的恶意兼并战会使他精神时刻绷得紧紧的，一周要工作上百个小时，然后才会结束。他会突然感到心力交瘁，昏昏欲睡，晚上九十点钟一到就想上床睡觉。他甚至患上了轻微过敏症，开始吃一种叫耐奎尔（Nyquil）的药，而且剂量不断增加。有时在晚上，他要一口吞下七到十盎司的药物。每起业务结束时，他会更加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下一个紧张工作可能又要开始。
这就是布斯基打电话邀西格尔到哈佛俱乐部约会时，西格尔的处境和感受。
纽约市哈佛俱乐部大楼是西44街上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由麦基姆·米德和怀特公司设计的。该俱乐部是独立于哈佛大学的一个自发性组织，虽然其成员必须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教职员工，或者是哈佛的荣誉员工。布斯基是通过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方式获得入会资格的：他向哈佛大学最不知名的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捐了一大笔钱，被任命为学校监事会成员，从而成为哈佛大学的荣誉员工。因此，实际上，他参加该俱乐部的资格是买来的。
布斯基对自己拥有与哈佛的联属关系感到无比自豪。哈佛俱乐部墙上镶着暗色的嵌板，悬着严肃的肖像，地上铺着东方地毯，窗子上挂着深红色的布帘，整个环境透射出一种体面和尊贵的氛围，而这正是布斯基所渴求的。然而，这些东西却没有给西格尔留下什么印象，他推开双层门，走进最受欢迎的烤肉房。
第二章
套利人的游戏（5）
布斯基坐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西格尔差点没看到他。坐下后，西格尔要了一杯啤酒，他的酒量不是很大。布斯基一开始漫无目的地闲聊，谈起他喜欢的壁球运动，鼓励西格尔学打壁球，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在哈佛俱乐部玩。接着，布斯基把话题逐渐过渡到西格尔的压力。他引着西格尔像以前那样谈起自己的各种忧虑和烦恼——关于兼并收购业务的问题，关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存在的弊端，关于他不断膨胀的消费支出。这时，布斯基又提出让西格尔到他那儿去干，但西格尔谢绝了。“我可以替你做些投资，或许做些什么帮帮你父亲。”布斯基继续道。
“一直以来我基本上成了你的顾问。”西格尔回复，“我提供的那些建议客户要付很多服务费的。”他觉得，他可以在继续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的同时，充当布斯基的某种形式的顾问，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很简单。事实上，他以前给布斯基提供过各种各样的关于兼并收购交易策略的洞察性意见或建议，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是别人的。布斯基承认，西格尔提供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有价值，并表示愿意向西格尔支付酬金。
接着，布斯基把谈话引向关键性的一步，他说：“如果你提前给出某项交易的有关信息，使我有大量时间主动应对，我也付钱。”
在某种程度上，西格尔可以认为这个建议并非不妥。他拥有判断哪种和哪些公司易受攻击的经验和技能，能够据此识别可能的被收购目标。从另一方面说，毫无疑问他们在越线。很明显，布斯基在要求西格尔提供内幕信息。他们甚至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布斯基按照西格尔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如果与实际发盘太接近可能会引起怀疑，因此，西格尔预先向布斯基提示信息要恰到好处。
“我们年底商议报酬，商议报酬。”西格尔说。布斯基点点头。
此事话就说到了这里，没有再具体谈钱的问题，也没有谈布斯基以什么方式向西格尔支付。交谈转向了其他话题。最后，他们喝完了杯里的酒，起身离开。这是一个温暖的夏夜，他们在第44街上握了握手，然后消失在夜幕里。
西格尔越回想他和布斯基的这项协议，越觉得它有意义。他给布斯基的建议确实很值钱，而且布斯基的信息和帮助对他也很重要。他经常需要布斯基套购股票，针对某种股票制造购买压力，引起价格变动，甚至围攻某个公司，使之“软化”，以便西格尔的某个客户对它发起袭购。如果他要想与摩根·斯坦利公司和第一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