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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柜台旁坐了两个半小时，而他一直在吃着他的草莓脆饼。达琳一个劲儿催我走，可我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哈维，我丈夫，那时不在家。
“那段时间里，那个男人一直没戴眼镜，只是在看账单时才戴上了。那是副深框眼镜，是黑色的镜框，很黑很黑。”帕姆最后说，“他开的那辆车挂着老式的加州车牌，是纯白色的车。”
达琳的朋友波比·奥科斯纳姆后来对我说：“她因为某人而担惊受怕，那种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自从她的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了。”
“她曾经提到过那个陌生人的名字么？”我问。
“没有，要是真提到过就好了。她常称自己遇到了麻烦，或说自己对那个人有多恐惧，但她就是不肯多谈此事。”
波比·奥科斯纳姆又想起了些事情：“大概在六月初的时候，达琳告诉我有个男人在跟踪她。我们带她和她的女儿去索拉诺集市时，她又提起了这件事。”她转过身去看着她的丈夫，“你记不记得那个开着白色汽车，总来骚扰达琳的男人？他总爱坐在达琳家房前，有一次还开车送她到这来过。记不记得？”他的丈夫摇了摇头。她于是接着说：“他的年龄在28到30岁之间，不算胖，戴着眼镜。”
“达琳与迪恩刚结婚那段时间，生活得很甜蜜，”迪恩的老板娘卡美拉·利后来对我说，“她是个有趣的人，我们在一起总是笑个不停。但孩子出生后，她突然就去特里饭馆工作了，从此便很难再见到她。她还是那样爱开玩笑，嬉闹轻浮，但却不再顾家了，总是飞奔到饭馆，为要去某个地方而兴奋不已，却只是告诉她丈夫她不会在家里等他回来了。这种做法让我很是恼怒，结了婚，又有了孩子，却和一大群朋友混在一起，还乐此不疲，这真让我看不过去。”在达琳怀孕时，卡美拉常去和她做伴，小戴娜出生后，她也会在收房租时顺便去看看她，一起喝杯咖啡。“我们大概才认识两年，”卡美拉说着，脸上飘过一丝阴云，“她身材丰满，爱穿背带裤，生了孩子之后愈加发福，穿戴很邋遢。可突然之间，她开始打扮起来，迅速减轻了体重，还做了新发型，我觉得还不错。但与此同时，她的婚姻也快走到了尽头。她交了一大群朋友，几乎从不回家，我后来好像都没怎么见过她。我也从不知道她的那些朋友是谁或者她都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走越远。迪恩完全不清楚她的去向，我也没再怎么见过她。”
似乎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达琳的变化，她变得比往常更加躁动不安，情绪亢奋。她减肥的速度快得惊人，以至于人们把她精神紧张的原因归结为大量摄入减肥药的结果。达琳语速快得无法控制，甚至常常把几个词语混到一起脱口而出。
“她和迪恩的关系反复无常，”波比·奥科斯纳姆说，“他们面临着每一对有了孩子的新婚夫妇都要遇到的问题……她很外向，喜欢四处交往，但迪恩则恰恰相反。我想这个问题有时会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变得紧张。她不是淫荡的女人；是的，她不是天使，但也并不淫荡。”
卡美拉经常看到达琳穿着高档服装，有一次当她评价起达琳身上的三角背心和衬衫时，达琳说：“哦，我是在詹姆斯·西尔斯店里买到的。”
“挺牛气啊，”卡美拉心想，“我自己做生意赚的钱都买不起詹姆斯·西尔斯的衣服。”
“这样我就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那些衣服的了，”卡美拉说，“但她的钱又是打哪儿来的呢？迪恩从不知道她买衣服的钱的来源，他们俩一个是厨师，一个是女招待。虽然她说她买的是打折货，但我知道她常去詹姆斯·西尔斯店，那可不是个便宜的地方。
“所以她的丈夫不想过多考虑这个问题，他从未想到过达琳会与毒品或是其他什么扯上关系，他想都不愿去想。他总说：‘她这么做无非是稍稍放纵一下嘛，她刚刚21岁啊。’”
达琳一直在和别的男人约会，包括治安官办公室的几个警察，这在她的朋友中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博比·拉莫斯回忆说：“达琳常去旧金山，这事我们也都知道，因为她总告诉她丈夫……我想你应该不会一回家就兴奋地对丈夫说：‘噢，我玩得棒极了，我在城里和他们会合，一起去海滩，然后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吧。”
“有好多次，她独自一人去海滩，”博比·拉莫斯后来说，“她喜欢在海浪翻滚的地方静静沉思，她会面对海浪坐着，注视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
“我听说她不开车，那她是怎么办的？坐巴士？”我问道。
“她开车，只是没有驾照罢了，一直都在开。她简直无所不能。好多次她还开过一个朋友的车呢，迪恩老板的车。”
达琳远离了他们所有人，几乎每天都在凌晨回家，那时迪恩早已睡熟。她蹑手蹑脚地钻进被子，一条腿搭在床边，轻轻将自己晃入梦乡。早晨醒来时，迪恩已经上班去了。
1969年6月24日，星期二
达琳告诉妹妹克里斯蒂娜：“接下来几天会有大事发生的，”达琳神秘兮兮地说，“我是说真的。真的会有大事发生。”
“什么事？”克里斯蒂娜问。
“我还不能告诉你，但到时候你就会在报纸上读到。”
克里斯蒂娜完全不知道达琳在讲什么。“我简直是一头雾水，”她跟卡米拉说，“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毒品？谋杀？还是舞会？”
卡米拉说：“当时我们以为达琳听说了突击搜捕毒品的风声，或者从她的警察朋友那儿了解到了什么内情。”
“达琳从不解释她为什么害怕白色汽车里的那个男人，”波比·奥科斯纳姆后来告诉我，“似乎她有什么把柄握在那个人手中，但我不清楚是什么。我感觉这事与维京群岛有关，但那只是出于直觉而已。她和吉姆在那儿度蜜月时与一伙不三不四的人牵扯到了一起，所以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但我不清楚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当时那对夫妻搭免费车到了圣托马斯和维京群岛，一路行乞，下海捞贝，在沙滩上过夜。
帕姆猜想，就是在那时那地，达琳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1969年7月4日，星期五
下午3点45分，迪恩·菲林到意大利餐馆报到。十五分钟之后，达琳打电话给她的朋友迈克·马乔，相约当晚7点半去旧金山看电影。
迈克和他的双胞胎兄弟戴维是在特里饭馆里第一次见到达琳的。“迈克这个人行为十分古怪，”约翰·林奇警官后来评价说，“他们兄弟两个刚到瓦列霍就走进那家咖啡店，见到达琳后便与她攀谈起来。显然达琳是个外向的善交际的人，他们于是信口开河起来，谎称正在被芝加哥警方追捕，因为一起枪击案什么的。我想正是这个故事让达琳一开始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博比·拉莫斯也回忆道：“两兄弟编了一个‘亡命天涯’的故事讲给达琳听，一个说自己叫‘沃伦·比迪’，另一个称自己为‘戴维·詹森’。他们向故事里加进一些情节，这让达琳信以为真了。她果然钻进了他们的圈套。你知道，达琳总把朋友的麻烦看作自己的麻烦。”
事实上，他们是本地一个害虫防控机构负责人的儿子。在与达琳的感情问题上，两兄弟产生了争斗，常常为了由谁开车送达琳上班的问题而一拼高下。
林达回忆说：“他们两个为了达琳互相嫉妒，一个说‘我帮她洗衣服’，另一个说‘不，让我来’，为了她打个不停。真是两个可怜的笨蛋。”
兄弟两人都是绿眼睛，黑头发，6英尺2英寸高，极其瘦削，等到了那年十月份就该二十岁了。他们的父亲说达琳经常往马乔家打电话，甚至一天打两次。
4点半时，比尔·利打开了餐馆的门，这家餐馆位于第十四大街80号。6点时，卡米拉路过凯撒餐馆，进来待了一两个小时。她已怀有身孕，好久没有工作了。
三十分钟后，卡米拉抬头看见达琳和她15岁的妹妹克里斯蒂娜走了进来。达琳穿一件连身裤装，前面有向上的拉链，点缀了许多红、白、蓝的星形图案。她们途径此处，便进来看看迪恩。她们正要去马雷岛参加“7。4独立日庆典”以及海峡上的船队游行。克里斯蒂娜是“爆竹小姐”竞赛中的亚军，今晚她和达琳都要去乘坐游行的船只。
“达琳当晚要去马雷岛，去乘坐灯火通明的游行船，”卡美拉后来对我说，“我只知道，她走进餐馆，说她认识几个有船的朋友……她也要跟着去。”迪恩于是问道：“那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打算在家办一个小型派对，请餐馆里的几个朋友过来。”
“哦，我10点会回来的。”达琳说。
“那么就在路上买些烟花带回来吧，”迪恩说，“我们几个会在午夜时到家的。”
“好的。”
“她将要出发去参加船队游行，然后再去买烟花，”卡美拉回忆说，“她当时激动不已。有朋友和她一起，但她不提他们的名字，只是说要乘坐他们的游行船。迪恩有些担心，因为如果达琳和朋友们一道出门，可能就不会回家，可他已经向我们所有人都发出邀请了。”
6点45分时，达琳来到特里饭馆，告诉博比当晚在她家将有一场派对。
“她喋喋不休地讲了又讲，”博比·拉莫斯告诉我说，“她就站在收银台前，让简·洛德斯帮她拿着东西，然后开始讲她的妹妹在‘爆竹小姐’比赛中获胜啦，她家今晚要举行派对啦，让我一定去啦什么的。最后我说：‘好的，好的。’但她知道我是不会去的。这时，哈里，我们的经理，走了过来，说：‘你快点走吧，别总在这瞎搅和。’不过他并不生气，这种事是常有的。当达琳在7点钟离开时，说了一句：‘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一个小时后，迈克接到达琳的电话，她说她得和克里斯蒂娜多待一会儿，晚些时候再过来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