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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觉得我应该见见这个人吗？”
“是的，埃内斯托。应该没什么坏处。比起我们来，那些外国佬更想得到他。假如我们怕被出卖，那他应该比我们更害怕，对不对？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应该作些适当的防备。”
“很好，巴勃罗。我会把他的提议同理事会商量一下，”埃内斯托让步了。“这事办起来困难吗？”
“我让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过来。他肯定知道怎么安全过来。他的假护照兴许比我们还要多，而且他真的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
“语言怎么样？”
“没问题，”巴勃罗回答道。“英语说得和英国人一样棒，这本身就是一张护照。”
“通过希腊，嗯？我们的货？”
“他的组织把希腊作为一个出口港已经好些年了。头儿，装运一船货要比运一批人容易得多，所以，初步来看，他们的办法和资源满足我们的要求。当然，我们自己这边的人还需要检查一下。”
“知道他对美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没问，头儿。这其实跟我们无关。”
“除非加强边境安全。那可能会带来不便，”——埃内斯托举起手——“我知道，巴勃罗，不会很严重。”
“只要他们帮咱们解决了问题，我才不管他们想对美国干嘛呢。”
第三部分：灰色文件神秘肉类的价格
亨得利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有很多在别处工作的人为他服务，他却用不着付给他们报酬、提供住处，或是伙食。全部费用由不知情的纳税人负担，实际上，这所谓的“费用”本身也不知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国际恐怖主义最近的发展促使美国两大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较之以往合作得更为密切，两个机构间交通并不方便，在顺利通过华盛顿特区北部的情况下也要有一小时的车程——车在环形公路上行驶，就如同圣诞假期开车穿过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样——他们联络起来大多是通过安全的微波中继线，从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屋顶到中央情报局的屋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直线是经过亨得利协会的屋顶的。不管怎样这也应该没什么大碍，因为微波中继线是加过密的。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原因都有可能使微波泄漏他们的秘密。物理原理可以被加以利用，但无法在必须的时刻作出相应的改变。
微波电路的带宽是巨大的，因为采用的是与个人计算机网络相似的压缩运算法则。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瞬间就可以从一幢建筑传输到另一幢建筑。中继线始终处于运行状态，许多时候交换的是些胡乱的、毫无意义的字符，为的是迷惑那些企图破解密码的人——其实系统采用的是“踢踏舞”式的加密方式，十分安全。国家安全局的行家就是这么说的。这个系统依靠完全随机变换的CDROM支持，除非你能找到办法排除空中的射频干扰，那样的话它就完了。但每周，来自亨得利保安队的一个人，就会在两个同事的陪伴下——这些人都是从保安队随机挑选出来的——驱车前往米德堡，取回这周的密码盘。这些盘片插进同密码机相连的自动唱机，用完弹出后，在三名警卫的眼皮底下，被放进微波炉里销毁，这些人都受过机构的长期训练，不会多问什么。
这道有些辛苦的程序使亨得利得以接触到两个部门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是政府部门，什么都要写下来，从隐藏很深的情报人员“搞到的东西”到自助食堂供应的神秘肉类的价格。
许多——甚至是大部分——信息对亨得利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几乎都被储存在高密度介质上，与一台大容量计算机主机上的内容相互参照，需要的话，这台计算机足可以管理整个国家。这就使得亨得利的人可以研究从情报部门出来的最新消息，会同各领域专家对其所做的高水平分析，再交叉研究，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比起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的这方面工作正有所进步，亨得利自己的高级分析员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么多脑袋对付一个问题总是有效果的——直到分析报告变得越发错综复杂，无法指导行动，甚至让情报机构也一筹莫展。随着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对于它的授权，亨得利认为自己是要投“否决”票的——的加入，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成了联邦调查局情报分析员的收容所。这不过徒增了一个新的机构系统，实际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对待原始情报的方法稍稍不同而已。他们假想是在陪审团面前处理一桩罪案，在你着手认真对待的时候，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联邦调查局由警察组成，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情报局奉行的是另一套，而且有权利——时不时地会行使一下——采取某些行动，虽然不太多；国家安全局只是搜集情报，进行分析，再把它交给别人，至于别人如何使用情报，就不是安全局所能知晓的了。
亨得利的首席情报分析员是杰罗姆·朗兹。朋友们管他叫杰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过心理学博士学位。搬到基德以前，他曾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做过性质不同的情报分析工作，拿着丰厚的薪水，前参议员亨得利在纽约的一次午餐上亲自相中了他。朗兹在交易所做内部分析员的时候就出了名，他发现，一旦孩子的教育有了充足的担保，私人游艇也付清了费用，那么钱这东西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在华尔街的摸爬滚打使他足以胜任四年前亨得利发出的邀请。他的工作包括分析其他国际投机商的心思，这他在纽约就学过。工作上他和山姆·格兰杰来往密切，后者既是反恐训练营通货交易的头儿，也是行动部的部长。
当杰里·朗兹走进山姆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审查所有从国家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下载来的东西，是杰里和他三十个同事的工作。他们必须带着敏锐的嗅觉速读。朗兹就如同一条大猎犬。
“仔细看看这个。”他说着，将一张纸放在格兰杰的桌上，坐了下来。
“摩萨德损失了一个——情报站负责人？嗯。怎么回事？”
“当地警察认为是抢劫。用刀干的，钱包不见了，没有长时间搏斗的迹象。显然，当时他没带枪。”
“像罗马这样文明的地方，干吗要带枪？”格兰杰说。但他们会弄清楚，至少得过一会儿。“我们怎么知道的？”
“当地报纸上登的，说是以色列使馆内的一名官员撒尿时遭袭。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负责人认为他是一名特工。兰利有些人白费力气地在猜测这一切的真相，但在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英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奥卡姆所提出的将论题简化原则，即“若无必要，不应增加实在东西的数目”，应把所有无现实根据的“共相”一剃而光。面前多半会败下阵来，接受当地警方的推断。有人被杀，钱包失踪，一场抢劫，窃贼却没抢走什么。”
“你认为以色列会相信吗？”格兰杰想知道。
第三部分：灰色文件第一和第二脊椎骨之间
“差不多是使馆开始招待烤乳猪大餐的时候。他被人用刀刺入了第一和第二脊椎骨之间。如果是街头流氓的话很有可能是割喉咙，但职业杀手知道那既麻烦动静又大。意大利防暴警察正在调查这个案子——但听上去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头绪，除非餐馆里有谁的记忆出奇的好。我可不会在那上面下太多的赌注。”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朗兹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最近有哪个机构的情报站头目被暗杀吗？”
“有一段时间了。中央情报局在希腊损失过一个人——当地的恐怖组织干的。那个家伙被某个无赖指认出……他们自己的人，一个叛徒，现在没准正喝着伏特加，品尝孤独呢。英国人几年前在也门也损失过一个人……”他停顿了一下，“你说得对。杀死一个情报站头目没什么用处。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份，就可以进行监视，找出他的联系人，他的隶属分支机构。如果仅仅干掉他，不会获得什么，反而是一种损失。所以，你认为是恐怖分子干的，警告以色列人？”
“要么可能是除掉他们的一个心腹之患。天哪，那可怜蛋是以色列人，对吧？使馆官员。或许那便足够了，但当一个间谍——特别是一个高级间谍——命丧黄泉，你不会推测那只是个意外，对吧？”
“摩萨德有可能来找我们帮忙吗？”其实格兰杰心里更明白。摩萨德就像在沙箱里玩耍的小孩，从不愿意与别人分享玩具。他们寻求帮助只有两种可能，A。当他们绝望的时候；B。他们相信别人能够给予他们永远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到了那时，他们才会重又变回那个大方的孩子。
“他们不会承认这个名叫格林高德的人属于摩萨德，那也许对意大利警察会有所帮助，甚至可能让他们的反间谍机构也牵扯进来。但是，谈起这件事，没有证据显示兰利知道内情。”
但是兰利不会这样认为，格兰杰意识到这一点，杰里也意识到了。他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中央情报局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情报这个行当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级的阶段，人们不会杀死对手的重要人物，因为那对情报工作很不利。接着对方可能会对你的重要人物下手，如果这成了国外城市的街头游击战，真正的工作就泡汤了。真正的工作是为自己的政府获取情报，不是拿着手枪去杀人。因此，意大利警察会认为这是一起街头犯罪，因为在每一个国家，任何外交人员都是不可侵犯的，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那是从波斯帝国的薛西斯一世就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