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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希克还是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处，都是位不高、权不重的政府官员和机构，他们的意见在当时还不能得到重视，因为在美国高层看来，那时的伊朗仍然是动荡中东的稳定力量，巴列维仍然对国家实施着较为牢固的控制，所以上述那种关于巴列维政权危言耸听的论调难以渗入到美国的对伊政策中。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对伊朗局势认识的混乱及其原因（2）
二“黑色星期五”及美国的反应
1978年9月4、5日，伊朗反对派以庆祝穆斯林斋月结束的名义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直接对抗新上台的埃玛米政府。对于这样的游行示威，政府是既不给予准许但发生后也不进行干涉。在这两次尝试成功后，那些更为激进的反对派领导人开始呼吁与政府彻底决裂并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面对此景，伊朗政府立即宣布实施戒严法，这一举措是在9月7日的晚上宣布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数人的注意，所以当次日清晨两万人聚集在叶拉赫广场（Jaleh Square）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政府已经禁止了3个人以上的集会。军队命令他们散开，在遭到拒绝后士兵就向人群开了火，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反对派称他们死了1000多人，政府的统计是死亡122人，受伤2000～3000人，而处理这次屠杀的医生则估计有300～400人丧生，3000～4000人受伤。John DStempel，Inside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sity Press；1981；pp115～117与这次事件相比，反对派和政府在之前进行的那些冲突都显得微不足道，它大大推进了伊朗的革命进程，在此之后，那些先前对巴列维还抱有一线希望、主张在伊朗建立真正的立宪君主制的民族阵线以及温和的宗教势力也几乎都倒向了坚决主张把国王赶下台的霍梅尼激进宗教势力阵营。因为9月8日这天是星期五，因此这一天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者称之为“黑色星期五”。
但是仅仅在两天前的9月6日，巴列维竟然还向美国递交了在未来5年中要购买武器的清单，这是一份价值高达120亿美元的订单；而在9月8日上午，国务院也亮出了一份授权向伊朗出售一些控制骚乱装备的文本，并且最终获得通过。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p57～58这说明不管是巴列维还是美国主要决策者，当时仍然没有意识到伊朗动荡的真正本质，仍还是把它看作是普通的像1963年那样很容易对付的骚乱。
伊朗9月8日大屠杀发生后美国高层的反应也再次证明他们对伊朗动荡本质的无知。9日沙利文大使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指示，要他转告巴列维，说卡特会在近日给伊朗国王打电话以示鼓励；在9月10日的电话交谈中，卡特向巴列维重申了美国对伊朗以及巴列维本人的友谊，表达了他对伊朗事态的关注，并祝愿巴列维能很好地处理这一事件，并继续推进伊朗的改革事宜。不过在这次电话交谈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巴列维以无力、脆弱的声音唱独角戏，他认为这一事件是早有预谋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是那些企图利用他的自由化提供的便利来反对他的人所为，他说他感到伊朗的自由和独立受到严重威胁；巴列维还向卡特重申了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继续推进自由化的决心，他说：“没有其他的途径，国家必须要为民主做好准备”，他请求卡特给予他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在美伊首脑的这次通话几小时后，白宫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总统和巴列维国王刚刚通过电话，并再次强调了美伊紧密、友好的双边关系；它指出总统对伊朗人员的伤亡表示遗憾，并希望尽早结束那里的暴力局面；声明还表达了卡特对伊朗政治自由化能继续推进的希望。在那样严峻的时刻，美国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显然是对巴列维本人莫大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巴列维在其回忆录中明确否认曾与卡特进行过这次电话交谈，声称在整个危机中美国没有任何高层官员以官方的形式直接与他联系。针对巴列维的这一立场，希克推测这可能是他身体状况恶化、思维混乱所致。有关详细情况可参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165、170页。
在伊朗“黑色星期五”发生后不几天，美国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克塔姆（Richard Cottam）与希克取得联系，询问希克是否有兴趣与声称是霍梅尼在美国的代表雅兹迪（Ibrahim Yazdi）会晤。雅兹迪是一位居住在美国多年的伊朗人，他也是在美国组织反对巴列维行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后来成为霍梅尼在巴黎生活时的主要助手和同事。据希克讲，其实雅兹迪本人对与美国政府接触并不热心，只是在克塔姆的劝说下才同意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与美国政界联系。希克说虽然他知道这样的会晤会遭到大部分政府部门的反对，但还是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直接获取一些伊朗反对派的信息，于是他就与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桑德斯进行了协商，以探讨安排国务院低级官员与雅兹迪会晤的可能性，桑德斯对希克的主张表示赞同。随后希克就通知克塔姆，要他与国务院联系以安排此事，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克塔姆和雅兹迪最后还是同意通过国务院途径实现会晤，但是当国务院高层了解到此事后，就明确否决了与雅兹迪进行任何级别的会晤，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随后不久，雅兹迪就离开美国到了身处伊拉克的霍梅尼那里。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p63～64这一插曲也说明了美国主要决策者到这时对巴列维控制伊朗局势的能力仍然有坚定的信心，也再次说明到这时美国对伊朗事态的本质仍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美伊双方有效沟通的不力。
三美伊沟通的不力
美伊间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双方认知的差异，也就是说，德黑兰眼中的世界与华盛顿眼中的世界并不相同，在这一点上，1977年末德黑兰发生的大学生游行和人权分子的冲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据希克自己回忆：“我曾在4年之后和一位积极参与其中的伊朗人探讨这些事件，他告诉我，1977年末德黑兰的动荡发生在巴列维访美之际，这不是偶然的，当伊朗的反对派了解到白宫欢迎巴列维的仪式期间的催泪瓦斯事件后，他们就推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充分说明卡特总统已经做出抛弃巴列维的决定，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游行和集会。”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36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对伊朗局势认识的混乱及其原因（3）
不过华盛顿可不这样认为，在巴列维访美期间，美方当然要尽力避免亲国王和反国王的两股势力发生冲突，所以美方也就绝不会意识到巴列维访美和德黑兰动荡这两件事之间还有伊朗反对派所认为的那样的关系。这个误会虽小，但是它却表明美伊间存在的巨大认识鸿沟，这种鸿沟在伊朗1978～1979年的整个危机期间一直困扰着美伊双方。在伊朗1978～1979年危机初期，美国官方关于伊朗事态发展报告的不足加大了美伊双方的认识差距。
其实早在1973年，美国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克塔姆等人就曾大力呼吁要注意伊朗的国内危机，他们在承认伊朗的经济已经取得某些成功的同时，更尖锐地指出伊朗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腐败盛行、“萨瓦克”迫害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指出巴列维的统治已经遇到一些问题。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p142～143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在国王倒台之前的至少10年间，美国几乎把与伊朗的关系仅仅看作是与巴列维个人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个正式约定阻止美国官员与伊朗反对派的接触，但是美国相关人员清楚地知道，巴列维对这样的接触肯定会非常的恼怒并充满怀疑，因此到70年代末伊朗危机爆发时，美方并不了解伊朗的反对派情况。在197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官方与伊朗的不同政见者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在沙利文于1977年出任驻伊大使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关于这一点可参阅〔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中译本），前引书，第107～110页。国务院1976年8月的一个报告说明了这一点：“大使馆……在获取异议分子信息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伊朗人的敏感和伊朗政府不赞成外国人与这些势力联系。”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37这样，美国就把获得伊朗信息的首要途径放在了与伊朗的官方接触上。美方如此做也有低估伊朗反对派力量的因素，美国接受了巴列维的观点，认为伊朗分崩离析的反对派对巴列维政权构不成威胁，所以即使是在巴列维就要失去对国家控制的1978年后期，美国对伊朗的内部动荡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世界上每一个重要地区，华盛顿都有一个或几个应该有不同政府部门监控问题的清单，在1978年晚期，伊朗的“内部动荡”在一份有6个问题的清单上仅被列在第3位，而在另一份有3个问题的清单上被列在末尾，从中可见美国政府对伊朗动荡的关注程度以及对伊朗事态本质的无知。美方接触伊朗层面的单一化使得华盛顿在伊朗革命初期几乎没有有关巴列维反对派行动和意图的可靠信息。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37
美伊没有进行有效合作的第二大因素是双方选择了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