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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马上感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之法。为进一步表示他的满意，除已经赏给两名新传教士的丝绸外，他吩咐再给他们和我三大匹丝绸，而单单一大匹丝绸就有先前赏赐的五六倍之多。我照例谢恩，随后又奉旨带潘廷璋修士于次日进宫，办理陛下将向他交办的差使。（1773年）1月19日，我把这位画师带到了琪祥宫（KiSiangKong）（这是皇帝在京的三个月时间内中国画师们在宫中工作的地方）。到了那里，我们获悉皇帝要潘廷璋修士画一幅肖像。正当我等待一切就绪，好让潘廷璋修士开始工作之际，负责望远镜的太监把它拿到我跟前让我继续教他们使用方法。他们对我说皇帝登上了一座箭楼，上面有个平台，人们在那里支起望远镜对准了远方物体，但当时正好有雾气，所以很难看清东西。我说这不值得惊讶，因为望远镜高倍放大物体的同时也放大了雾珠。
第二天，1月20日，我们一大早就进宫，有人把我们领到了皇帝套房边上的房间。过了片刻，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侍从走了进来，皇帝命我们画其肖像。潘廷璋修士刚用铅笔画了第一张草图，皇帝便差人拿了过去；（草图）拿回来时（皇帝）让人告诉我们，他认出了这个年轻人的脸部轮廓。草图画好后，潘廷璋修士开始上色，陛下又派人拿过去看，拿回来时再次表示满意，同时让人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尤其是关于阴影问题。中国人绘画时使用的阴影比欧洲人浅得多，只有必须衬托物体时他们才使用阴影。
潘廷璋修士一面作画，一面又要随时根据皇帝的旨意拿给他过目：因为传教士在这里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规矩，一旦皇帝有不满意的表示，就要停止一切工作。潘廷璋修士不习惯如此断断续续地工作，他显得十分不安，生怕皇帝有时看到未完成的线条轮廓便将其作品视为一幅拙劣的画。我叫他不必担心，告诉他皇帝不会对他的画作如是看待的，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别人的作画过程了，而且对郎世宁、王致诚修士和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而他们的不少作品连欧洲最有技巧的画家都不能否定。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北京传教士蒋友仁神父致某先生的信（2）
1773年1月26日，我们根据工作安排又进了宫，在那里见到了几位中国画师和负责绘画的官员，有人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琪祥宫。必须注意，若无太监陪同，宫殿后宫是任何人不得进入的，不管他是皇族亲王、朝廷大臣或其他人——反正谁都不行，而像我们这样有一批人（官员、画师、侍从、欧洲人等）入内时，有人会对所有人毫无区别地逐个计数，进去和出来时都是这样。
随后，我们去了潘廷璋修士曾为年轻侍从作画的地方。正当他继续画这幅肖像时，对其技巧越来越满意的皇帝派人让我们放下这幅已开始的画而去为他本人画像。我和潘廷璋修士立即进了君主的套房。我们先向他行礼，君主不待我们礼毕便让我们平身，刚让我们站起来便问潘廷璋修士多大岁数、是哪国人、住在哪个教堂等等，随之又说明他希望怎样来画。中国人喜欢画正面的肖像，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画略偏侧面的像。脸部相似的两侧在肖像画上必须显得一样，除光线带来的阴影所造成的不同外，两侧别无差异，从而使肖像始终直视着观看它的人。因此，在这里画这种画有时比别的地方更难成功。
皇帝事务庞杂，很难自始至终把我们留在他跟前作画；因此，他说潘廷璋修士只需根据他以前的某幅肖像单独作画，然后再根据他如今的脸部轮廓作些修改。我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潘廷璋修士，随之与他一起对皇帝的首席贴身太监说道，皇上准许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使我们深感荣幸，既如此，似应恩准他根据皇上目前的容貌来画，因为尽管（以前的）其他肖像可能也酷似皇上，但它们展现的是皇上当时的容貌，然而年岁和环境总会引起脸部某些变化，若根据现成的肖像作画，必然把皇上画成往日之模样而非今日之皇上，即便根据皇上目前的面容再对现成的肖像加以修改，也不如依原始草图画成的肖像完美，因为原始草图上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皇上容貌之变化，所以能产生完美的效果。我请太监向陛下转达这些劝告，这些劝告是潘廷璋修士因担心无法画得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而提出来的。
太监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于是，皇帝叫我们进去，对我们说太监刚向他转告的意见是对的。陛下道：“跟你到达这里时相比，朕已大变样了，你到这里多久了？”“陛下，”我答道，“微臣来京已二十八年，离第一次有幸跟陛下说话也二十六年了，陛下当时命我负责修造宫中及您的别宫圆明园中的水法，因为陛下希望以此装点这些地方。”“那么，”陛下接着问道，“你该记得朕当时脸有多瘦，身材又是多瘦弱了。若是自那时以来你没再见过朕，你可能就认不出朕了，因为朕现在健壮多了。”我答道：“这是因为陛下经常锻炼而且恪守饮食作息制度，所以如此健壮。通常情况下，人一上年纪就会感到体力与健康不如从前，陛下恰恰相反，体力与健康仿佛与年岁俱增。这是上帝的恩德，因为上帝希望陛下永远与子民同在。”“虽说朕强壮硬朗”，皇帝接口道，“但朕发觉自己的容貌每年都在变化，与画先前那几张肖像时已大不一样，因此潘廷璋（这是Pansi修士的中国名字）说得有理。让他在这里为朕画吧，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
随后，皇帝问画他的肖像大概需多少时间，在这期间他能否读书写字等等。我问明潘廷璋修士后答道，画初样约需两三个小时，几天后，等油彩干后，画师再上第二道油彩，这也需要一些时间——视初样效果如何而定；此外，只要陛下愿意，他可让画师随时停止工作而在陛下觉得对其毫无妨碍时再继续作画；画师作画时陛下可读书、写字或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只要让画师看清其脸部轮廓即可；如作品需要某种姿势，望陛下准许画师冒昧告诉他。于是皇帝对我道：“当需要朕改变姿势时，让他别忘了告诉朕。”
皇帝当时住房的风格与其他住房，或更确切地说与北京所有有钱人的住房风格一样，差别仅在于大小及华丽程度之不同。
由于这里地震比较多发，中国建筑物的横梁和屋顶不是架在墙上，而是架在木柱上的，木柱则立于石头地基之上；因此，往往屋顶已盖好，墙壁却还未砌起来。有时，墙壁在地震中倒塌了，但屋顶甚至房屋内部结构却未受损害。墙壁通常是砖砌的，外侧砌得非常齐整，有时还饰以各种雕塑图案；内侧或是砂浆涂层，或是镶以木板——上面可以贴纸，有些房间的内壁上还以细木工制品装饰。
皇帝的住房便是此种建筑风格，它包括一排东西走向、坐北朝南的高大正屋，两侧是两排平行的厢房。正屋内净长约90法尺，进深25~26法尺，共分三部分，中间是摆放御座的厅堂。该厅堂南北两面中间部位各有一扇高10法尺的双扉门。门四周装饰着细木工制作的框架，其底部约3法尺高以下处是不镂空的。填充框架其余部分的细木条构成了鲜花、文字和其他种种图案。细木条朝厅堂的一面是平的，上面贴有薄纸以便室内照明；朝外的一面饰以雕刻、镀金饰品和各种色泽的罩光漆。除非刮大风，这两扇门几乎总是敞开的，因为冬季人们会在门口挂一条以锦缎或其他织物缝制的门帘，夏季则挂一条竹帘——即以劈成黄铜丝粗细的竹条编成的帘子。这些竹条光滑得如同从拉丝模中加工出来的一样，经罩光漆上色后再用彩色丝线编成帘子，丝线则在帘子上组成悦目的图案。竹帘可防苍蝇及其他昆虫，又能使空气畅通。若要使室内通风换气，夏季的竹帘和冬季的门帘均可卷到门框以上。为厅堂采光之需，这两扇门两侧还有其他门，这些门冬季无门帘，夏季也无竹帘，它们只是偶尔开启，来厅堂办事的人进出的便是这些侧门。
这间厅堂外面是一溜与之齐宽、进深15法尺、上有顶盖的台阶，台阶两侧是两排柱子。厅堂的墙裙和台阶的底座装饰着各种雕刻，有的是镀金的，另一些漆成了各种颜色且都上了罩光漆。柱子则总是漆成红色的。台阶比庭院高4法尺，一级级皆以石块铺成，最高的石级与厅堂地面齐平；厅堂中央供着陛下的御座，它比地面高出几个台级。御座上有丰富的格调高雅的各种饰物，其中多数系由欧洲制作。厅堂饰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只中等大小的钟，其金质或银质镀金的支架被做成了枝叶交错的树枝状。一只钟的支架上有一头以长鼻做各种动作的大象造型，另一侧的树枝上是一条龙。所有这些饰物均制作得十分自然逼真，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活生生的动物。按中国习惯，厅堂天花板上吊着各色灯笼及垂有色彩斑斓的锦缎坠子的其他饰物。
这间厅堂与皇帝在其多数套房中设置的有御座的厅堂一样，仅供平时召见臣子时使用。宫殿中则专门设有举行朝觐大礼时使用的殿堂，其庄严与华丽向前去致敬的人显示出君主的伟大和尊严。
御座厅堂东西两侧是两个房间，大小与前者相同。两个房间均朝南，房间正面自地面以上35法尺起至天花板以下2法尺的部位均是窗户，上面贴着窗纸。虽然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玻璃，但皇帝日常却更喜欢使用窗纸——这些纸几乎全产自高丽。他某些别宫中的窗户用的全是玻璃，但这类别宫仅供闲游，不供住宿。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北京传教士蒋友仁神父致某先生的信（3）
两个房间向阳一面的外侧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