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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完全有理由猜想，上帝似乎仁慈地选择了他来承担把福音之光带给中国这一如此艰难的事业。
〖=DY2（〗〖=〗〖=SY2（〗〖=〗奥尔良神父说：热忱，勇敢的、持续不懈的然而又明智、宽容、审慎的热忱，为了更加有效而缓慢行动，为了更敢作敢为而犹豫不决，这便是上帝指定到一个爱挑剔的、多疑的、天生就反对一切非出本国的事物的民族中担任使徒的人的性格。必须具有真正崇高的心灵才能那么多次重新开始一项常常被破坏的工作，而且如此善于利用最微不足道的希望。必须具有过人的才智和高深的学问才能在习惯于只尊重自己的人们中赢得尊敬，才能向迄今为止一直以为没有任何人可教他们任何东西的人们传授一种新的律法；当然，还必须有利玛窦那样的谦恭和节制才能减轻这个傲慢的民族在优势精神面前所感到的约束，因为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这种约束时才会自愿地服从它。最后，还必须有使徒般崇高的品德以及像使徒一样与上帝息息相通，才能使自己以内在精神的热忱去承受如此艰难、如此充满危险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利玛窦到中国后所过的正是这种生活，与之相比，可以说最长期的折磨与痛苦都要小得多。在把遗体留在中国的同时，利玛窦神父还留下了至今仍被新基督徒们珍藏于心的精神，即对信徒们的热忱以及对传教士们真正的虔诚。信徒们正是因坚贞的热忱，才得以频频战胜迫害并战胜那些不时以足可令最坚定的人震撼的暴力攻击宗教的迫害者；传教士们正是以这种明智审慎的虔诚才得以推进上帝的事业。
但愿这位如此高尚卓越的使徒继续支持这项如此神圣的事业，别让这个广袤的王国缺少品德更高尚、学问更渊博的传教士——尤其是希望他们别像利玛窦神父的后继者及教友们那样遭人嫉妒。
现在我们可以说说除圣宠外对宗教的传播与维护最为必需的事了，这就是福音传播者之间的团结和信任；我们这样说，恐怕不会再有人怀疑我们是出于私利和派别之见吧。在非基督教国家中，各（传教）团体间的嫉妒、偏见与怀疑往往会破坏最兴旺的基督徒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失利往往起因于那些本应为确保它们成功而工作的人。但愿从今后大家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亲相爱，任何人都不追求个人的荣耀，也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大家一心只想而且只关注让人们认识和赞美上帝的事——因为我们要宣传的就是上帝。只要忘却形形色色的竞争和对立，人们对他人所做的好事就会像对自己成就的好事一样感到高兴，因为更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假他们之手或是假我们之手所做的。
利玛窦神父去世后，一场针对传教士的极猛烈的迫害爆发了，使他们只得撤退到澳门。翌年，即1618年，万历皇帝遭到了鞑靼人的攻击。后者深入到离首都7法里的地方并赢得了一场重大战役。万历皇帝惊恐万状，倘不是谋臣们告诉他放弃京师将使他蒙辱而且会使臣民们沮丧，他早就这样做了。这位国君就在这种局面下一命呜呼了，把击退鞑靼人的担子留给他的孙子天启万历之后是泰昌（光宗朱常洛），泰昌之后是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中译注。有人向新皇帝暗示，在支持这场战争的种种办法中，使用大炮或许是最为有效者之一。中国人拥有大炮，却不会使用。为向葡萄牙人请教，人们把他们从澳门召请到内地，而且还认为应允许传教士们陪同前来。天启这些努力迫使鞑靼王退回了自己的边界，这个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便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传教士们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赢得了达官贵人和皇帝的尊重与欢心。天启的继承者崇祯对出生于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才智学识极感兴趣。后者被视为全帝国最受这位君主敬重的人之一。1636年，正值这位倒霉皇帝的统治时期，两个在中国不同地方作乱的强盗中有一个羽毛已丰，便向皇帝发起了攻击。他把皇帝围困在北京，没用几天工夫就迫使后者为不落入他之手而自缢身亡了。为了报复并击退这伙强盗，镇守边关的吴三桂请鞑靼人助他一臂之力。鞑靼人飞驰入关，击败了强盗，夺取了北京，同时却把他们救援的帝国据为己有。征服战始于鞑靼的崇德皇帝，其子顺治帝完成了征服。汤若望神父在整个动乱时期始终留在北京；胜利者希望见见他并将其待如上宾。等大局已定，鞑靼君主稳居中国帝位以后，这位皇帝便迫使他接受钦天监监正一职，这使这位神父惟一一次差点失去君主的欢心：因为神父的一再推辞使君主感到不快，后者向他表露了这一点。不过在其他所有场合，顺治对他始终是屈尊俯就并充满仁慈的。他不必研究和顾忌君主的脾气，而且凡是汤若望提出的一切——即便是最激烈、最频繁的谏诤——都得到了君主很好的采纳。顺治不仅准他自由出入皇宫，而且常去他的住地探望，和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4）
他们谈的或是数学，或是道德，或是宗教，因为汤若望神父善于把君主从轻松愉快的话题引向实用的话题，而且尽可能引向能使他认识灵魂得救的道理的话题。通过此类交谈，传教士至少使征服者对基督教产生了敬意，从而始终对宗教予以照顾并让布道者享有传教的自由。因此，基督教在顺治年间获得了重大进展。
如果汤若望和教友们只是因政治观点才如此行事，如果他们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有独自在中国传教并控制中国教会的野心，他们就不会把宗教的进展告诉整个欧洲，也不会从其他修会中寻求合作者，他们就既不会帮助后者进入这个帝国，也不会让其进入他们在华组建的机构。对他们来说，拒绝这样做真是再容易不过了，然而他们却始终热忱地鼓励、支持和保护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顺治去世时八十岁原文有误。据《清史稿》，顺治驾崩时年仅二十四岁。——中译注，继位者是著名的康熙皇帝：当时他年仅八岁。康熙在统治初年并未显示出他在日后给予欧洲传教士的那种明显的保护。传教士几乎悉数被戴上镣铐流放广州。汤若望失去了恩宠，丧失了职位，蒙受了耻辱和诬陷，遭受了牢狱之苦，而且最终因宣传耶稣基督而被判处死刑。他以坚贞不屈的精神证明：他认为在牢房里公开表明对上帝的信仰要比在一个伟大君主的宫殿里体面地宣传上帝更觉得幸福。对他的判决并未执行，然而，高龄和苦难不久就导致了刽子手们未做成的结果。出狱后不久，上帝砸碎了羁绊他肉体的锁链，使其灵魂享有了天国子民们的自由。
（对宗教的）迫害在康熙未成年时相当激烈，但一俟他成年并亲政，迫害即告结束。上帝把在中国恢复宗教信仰的光荣留给了这位如此公正、如此通情达理和才气横溢的君主。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中国人习惯于每年都要派人修历，差不多像我们这里每年编年鉴一样，不过在这个国家，历法是被看成国家大事的。历法由官方制订，君主也会参与其事。自从汤若望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从而失去了修历权后，接任该职者的无知使历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因此君主意欲着人重新修订。由于人们已不再害怕在朝廷上向皇帝提供良策，某些公正大胆之士便向他提出，在皇帝未成年时被放逐或囚禁的欧洲数学家们（其中三人仍在北京）非常能干，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向其垂询最为妥当。皇帝认为此议甚佳，当即派人找来了三个欧洲人。后者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从第一次召见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获得比管理已编订的来年历书更重要的恩典。人们把这一历书交给南怀仁神父审查，他从中发现了二十余处重大错误，有些甚至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他禀报了皇帝，后者从此对传教士特别器重。
南怀仁神父利用皇帝初露端倪的宠信请求允许传播基督教。君主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奏请，却不想抛开必要的形式，便把申请交予礼部审议，后者予以否决。传教士毫不气馁，请皇帝任命对我们圣教有较少偏见的其他判官予以复审。皇帝以举朝一致称赞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将此事交给另一机构（Etats de l’Empire）处理。经认真审议，该机构裁定：基督教受到了不适当的指责，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其中无任何有违国家利益之处；所以，因传播基督教而蒙辱的汤若望神父应恢复名誉，因信教而被革职的达官贵人也应复职，欧洲教士应予召回，等等。
这一裁决对于确保年轻君主抵制反宗教者呈递的令人讨厌的奏章起了重要作用。自1671年，即传教士们重返教堂的第一年起，许多中国人就信奉了宗教而且无任何人反对。翌年，一位国舅及指挥满洲八旗的八位将军之一接受了洗礼。从这时起，福音在中国取得了极大进展。
作为利玛窦和汤若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南怀仁神父是所有这些成功的灵魂，而且其生前是该传教会的支柱。对神父来说，与皇帝频繁的交谈及给他讲授数学课程皆是向他解释上帝律法的时机。神父使皇帝十分重视和崇敬基督教，只可惜未能有幸说服他信奉。
法国人要感谢南怀仁神父召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