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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1）
法文本第十四卷为平衡中译本各卷篇幅起见，我们特将中译本第五卷（即法文本第十三卷）的后一部分内容，挪至中译本第六卷，故本卷并非全部是法文本第十四卷的内容，所选译的原十四卷内容从信件142开始到152结束。——编者注前言
在出版《耶稣会传教士感化人的珍奇书简》新版本之际，我们收集了我们认为能使这一汇编引人注目的所有资料，但鉴于某些回忆录当时尚未出现，到我们手中已为时过晚，所以无法安排在我们希望的序列之中。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编入补遗，同时再加上我们的新研究及获得的新书简。现在我们推出的正是这卷补编，因本卷属整套书的补编性质，有一些内容或与中国关系不大，或是收录《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天主实义》等文并非书信，故中译本摘录相关内容翻译，正文两侧标注的法文原书页码也有跳跃。——编者注而且认为它与先前几卷书简一样值得公众关注。
人们在本卷开头将读到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与中国关系不大，故中译本未将其收录在内，因此本卷第112页（即信件142）起始标注的法文原书页码为248，前此省略。——中译注，东方传教士尤其应予以认真关注。这是《教会史》作者德·弗勒里（de Fleury）先生思考、工作和热忱的成果。他如此声名显赫，使我们无须再称颂其著作。所有人都知道他简洁、典雅、自然，时而却又雄阔壮丽的风格。我们知道，他生于1640年，卒于1723年。其漫长的一生始终是忙碌的，尽管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廷担任（国王）亲信职务中度过的。弗勒里在宫廷生活中远离阴谋，没有野心，而且保持着潜心研究的癖好。我们不想在这里罗列他著作的目录，因为它太著名了，何况所有希望了解它的人自会热心汇集的。我们相信，人们将感谢我们令其知道了（本卷开头）这篇论著。我们对其加了一些旁注和评论，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这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不恭，因为我们对他的学识、才华充满了敬意，何况这些旁注和评论是恰当的，因而是必要的。
这篇论著之后是另一篇极为重要的论著此论著即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由于它原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中国也已有它的整理本出版，故本卷也未收入。——中译注，它是由第一位进入北京的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用中文撰写的，正是这位神父在中国建起了传教会，并为其他各修会众多福音传播者展现了这一如此丰盛的收获。
在（本书简集）第九卷前言中，我们对这位使徒的业绩已作过简短的说明，现在仍有必要充实甚至修正我们已说过的话。我们将从奥尔良神父（Père d’Orléans）撰写的利玛窦生平中摘录某些内容：
利玛窦神父1552年生于（意大利）安科纳马尔凯地区马切拉塔城，当时几乎正好是气息奄奄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大门口以其最后的叹息祈求上帝委派宜于采集在他看来业已成熟的收获的福音传播者来华之时。完成美文学学业后，利玛窦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他非常关注灵魂得救的学问，而且，由于他感到自己注定将过修道生涯，因此于1571年进入了罗马耶稣会士初修院。他在那里的老师是著名的传教士、被葡萄牙一位国君称为“东方使徒”的范礼安神父（Alexandre Valignan）。后者启发了他的这个新弟子教化非基督徒的热忱。范礼安后来再次去了印度，而利玛窦一完成从事此类事业所必需的学业便追随老师干了起来：因为这一事业要求人们把可靠深入的知识与正当的目的、巨大的勇气及忘我精神结合起来。
到达由葡萄牙移民居住的澳门后，范礼安因见到中国这个如此著名的民族仍处于死亡阴影之下而深受触动。进入一个敌视一切外国人的地区所遇到的困难并未使他气馁。最初几次尝试毫无结果，但它们没能让他丧失勇气。有时，人们听到他面朝中国海岸叹息或高声叫喊：悬崖峭壁啊，你何时才能开启大门？
他挑选了自认为最适合于从事这项崇高而艰难的事业的福音传播者，让他们尤其要认真学习中国话。在我看来，任何民族都不会有比中文更麻烦的语言：这种语言词汇并不太多，但每个词都表示一大堆意思，全凭十分微妙的音调决定其真正的含义。中国文字是一门无边的学问，因为很少有什么词语不是以特定的字写成的。然而，在对上帝坚信不移的人们心中，爱德可以成就一切！范礼安神父的学生们不久就认识了足够的中国字可以进入该国了，不过这些旅行的作用只是使他们赢得了某些中国人的好感，使之稍稍熟悉了外国人并减少了对他们的恐惧和蔑视。但若想更长久地待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要在这里宣传和牢固地确立宗教，这恰恰又是必需的。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人们才获得了成功。利玛窦神父的耐心战胜了一切困难：上帝降福给他以勇气，在澳门及其居民遭受重大损失之际，他却在那里获得了援助，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房屋，不仅能维持自己和两名教友的生计，还能给官员及其他官吏送礼——因为他必须以此换取他们的保护。
1583年9月初，利玛窦抵达肇庆，获准在此定居并购买适当地块建造住房。迈出这第一步后，他必须研究新东道主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的性格，以便利用最妥善之法教育和启发他们。
利玛窦神父抵达北京后曾说，一想到为赢得目前的处境而必须做，尤其是必须避免的一切，他就不寒而栗。在举世所有国家中，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是最棘手、最困难的。中国人生来就蔑视外国人，后者必须善于展示十分值得器重的本领才能赢得尊重。与蔑视同样强烈的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恶感，这种恶感在当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十分有利可图才能使中国人容许与外国人交往。此外，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些时间以来在邻近中国的许多地方所进行的征服引起了这些多疑的民众极大的不信任，因此，任何一名中国官员在其辖区见到一个外国人都会感到不安。
传教士们知道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此决定谨慎从事，十分审慎地对待中国人。他们努力渐渐地使中国人变得容易接近，并利用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赢得他们的尊重，以便更可靠地以讲道赢得其心灵。他们把精美的宗教画陈列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以此开始把中国人吸引到这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是十分新鲜的事。随后，由于他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数学当时的欧洲人常以“数学”、“数学家”来表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中译注，曾在罗马师从著名的丁先生（Clavius）学习过的利玛窦神父便展示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从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绘制了一幅地图，特别让中国人喜欢，而且以此纠正了他们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人一直以为世界的最大部分是中国，余者不过是围绕着它并充当其点缀的零星土地，他们一直以为大地是方的，中国居于中央。
传教士们所持的这一科学观点使他们博得了那些因职位和才华而出类拔萃者的尊重。人们经常拜访传教士，从他们住地回去后深为传教士们的博学而入迷，甚至因他们所讲的我们宗教的道德而陶醉：因为传教士们已经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讲道，而在宣讲圣教奥义前，他们向来访者讲解的是十诫箴言。
受最初成功的鼓舞，利玛窦撰写了一本教理入门的小册子。这本书虽流传全中国，但赞成者却仍极少。百姓一如既往地抱有成见，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达官贵人们对这些外国人优礼有加，因此，他们侮辱后者，甚至一有机会就折磨他们。传教进展如此缓慢，使得有些人指责传教士在策略上过于谨慎，有人从那时起就著文反对并诋毁他们的行为。
但利玛窦依然勇往直前，并使一些人归信了基督教；虽说归信者人数不多，他仍认为必须增加传教士及其活动场所。在计划受挫后，他们只得撤退。利玛窦独自留下待了相当长时间，而且始终与百姓及官员们的偏见和贪婪进行斗争。最后，他在风暴面前只得让步并撤回了澳门。事实上利玛窦在肇庆被逐后并未返到澳门，而是到达广州后第二天便被总督邀请返回肇庆，最后双方同意利氏转移到韶州定居。——中译注
他在这个城市只待了很短时间便返回了他珍爱的传教地。靠了数学知识，他在中国另一个城市韶州站稳了脚跟。他向一些中国人传授这门学问，以便使他们做好准备，以接受更为重要的关于基督教和灵魂得救的知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2）
坚忍不拔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有人终于认识了真理，新信徒人数多了起来而且不断增加。然而愚民们不顾官员们给予利玛窦的尊重和礼遇，一有机会就向这位神父及其合作者表示他们的偏见和敌视：他们不仅对其恶言相向，有时甚至以石块攻击神父。更令利玛窦悲痛的是，他失去了麦安东神父（Antoine d’Almeyda）和弗朗索瓦·石方西神父（Franois Petri）这两位伙伴，两位神父都对天主充满虔诚而且都酷爱祈祷和苦修。这一损失正好发生于他最需要听取他们的建议之时，因此使他格外痛心，因为他当时正在酝酿前往北京并把福音之光送往那里的计划。舆论对他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才干的评价让他觉得这一切可使他能直达天听，而且他自信，如能使皇帝赞成，传教事业便能获得更可靠更迅速的发展。为实施这一重大计划，他认为必须脱下在中国颇遭鄙视的教士的法衣而换上备受尊敬的儒服。随后，他恳求一位高级武官同意让他陪同进京，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后者的友谊与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