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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摊开地图，把华东、华中、华北等地的战略情况反复地进行研究，他发现，如果在豫西和豫皖苏地区再插上两把刀，而刘邓直挺中原，则蒋介石的处境就要告急，整个战略格局就要改变。在7月4日的时候，毛泽东就下定了决心，改变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南渡黄河，直逼豫西，与刘邓成犄角之势，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心脏。
但这是有风险的，挺进国民党统治区，等于是不要后方去作战。而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从来都以有利的人民、有利的地形为依托。现在不要后方，挺进国统区去，结果会不会是孤军深入？更何况，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并没有完全停止。
毛泽东也有顾虑，7月4日特地发电报给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及陈赓、谢富治征求意见，询问是否妥当。
对毛泽东这个大胆的想法，所有被问及的领导都赞不绝口。蒋介石把主力154个旅中的128个旅放在山东和西北，而内部守备兵力不足30个旅，这正是出击蒋介石心脏部位的天赐良机。只要三支部队一齐出动，刘邓直逼中原，蒋介石必定方寸大乱，疲于奔命。
此想法战略上看起来是缥缈的，但落实在行动上却是实在的。战术上一招不慎，只会损兵折将；但战略上一招不慎，却会满盘皆输。
当然，陈谢纵队使用于豫西还有战术上的有利因素。一是可以减少陕北粮食的压力，二是这里国民党兵力空虚，可以迫使胡宗南分兵于此，又可减少陕北战场的军事压力。
经过充分论证，在小河村会议上，毛泽东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们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在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
23日，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刘邓要“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陈士榘）唐（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
一个改变中国内战格局的决定，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在座的所有将领们都感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徐徐展开，才一年时间，主力就可以打到外线去，战局的发展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蒋介石的战争，毛泽东还列出了一个时间表。“用五年时间来解决。”毛泽东激动地伸出五个指头，却比蒋介石多了几分理智几分冷静，“但这个时间不对外宣布，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彭德怀一直端坐在一条没有靠背的木凳上，他额头发亮，眼睛有神，思维一刻没有停止，他正在筹划着陈谢纵队出击豫西后，西野在陕北如何展开下一步行动。按照毛泽东先前的说法，陕北战场是一个战略牵制区，西北野战部队的任务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制在陕北，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行动。怎样把胡宗南钳制在陕北，这是彭德怀思考的焦点。
胡宗南现在长进了很多，兵力轻易不分散，十几万兵力抱成一团，行则同行，宿则同宿。靠直接出击胡宗南来牵制他，效果不会很理想，弄不好还会被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反咬一口。彭德怀在脑子里把陕北战场形势过了一遍，渐渐把目光盯住了榆林。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邓宝珊与榆林（1）
榆林可以称为一座塞外古城，原为陕西军阀井岳秀的老巢，从民国初年起他就盘踞于此，一直到1936年，死后其职由部下高双成继承。榆林坐落于长城脚边；西边有一条时断时续的榆溪河，西、北均是没有边际的浩瀚沙漠，而东南全是黄土高坡，沟壑纵横，少有人烟。这么一座偏僻的小城，能引起彭德怀对它的兴趣，源于它重要的军事地位。
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总司令为邓宝珊。驻军有邓宝珊所部第22军以及胡宗南整编第29军第36师第28旅，总兵力1。5万余人。防区东起府谷、神木，沿古长城经榆林西至横山、宁条梁、安边一线，绵亘350公里，把西边的马鸿逵、北面的傅作义、东边的阎锡山连成一线，又与南边的胡宗南遥相呼应，形成对陕甘宁的全面包围。榆林是这个包围圈上的重要据点，出击榆林，足可以牵动整个陕北战场。
总司令邓宝珊与榆林的历史要从十年前说起。那时他任新编第1军军长，驻防甘肃兰州。1937年秋，太原、归绥、包头相继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趁胜大举西进，大有席卷大西北之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紧急下令，把驻甘肃的新编第1军、第165师和驻榆林的第86师（师长为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编为21军团，以邓为军团长进驻榆林，堵击西进日军。
邓宝珊到榆林的时候，察、绥两省政府及其他机构和办事人员，还有万数逃难的群众，潮水一般涌入到榆林地区。原来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为大批流亡群众的到来而立刻热闹起来。摆在邓宝珊面前的任务，不仅要派兵堵击日军的西进，还要妥善安置各地涌来的难兄难弟。从这时起，榆林作为在军事上堵击日军西进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在政治上安抚各方难民的避风港，它的地位立刻突显出来。
邓宝珊处变不惊，把供奉在百灵庙的成吉思汗灵位运到兰州安放起来，初步稳定了蒙古人的动荡心理。接着立即组织了5个游击支队，进驻包头的黄河沿岸，日夜骚扰日军，阻其西进，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加强了晋陕绥三省联防力量。邓宝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稳定住了榆林的局面。从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无人能及。
抗日期间，西北局面比较稳定。邓宝珊集团的职能由刚开始阻日西进，逐步转变为配合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
对邓宝珊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前线炮火纷飞，多少热血儿女陈尸疆场，而他的第21军团却在陕北这个小镇封锁共产党，无所作为。因为不是嫡系，有时候连粮食、饷银以及枪枝弹药都无法到位。部下埋怨，百姓指责，邓宝珊也感到非常难堪。封锁边区时间一长，有时候又与八路军一起与日本人打上几仗，不久就与共产党混熟了。邓宝珊曾几次去延安，毛泽东亲自接待，不仅热情招待，还在政治上给予很多启发，邓宝珊既感动，又激动，对毛泽东的钦佩与日俱增。而共产党将领如肖劲光、王震、南汉宸、陈其涵等更是走马灯似地跑榆林，或公或私与邓宝珊频繁往来。在与共产党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他逐渐发现共产党的主义、纲领还有路线、政策与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地相近，并且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热烈的拥护。他明显感到，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得人心。
邓宝珊与共产党这种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胡宗南都心知肚明。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国民政府要邓宝珊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而邓宝珊以路途遥远为由，故意经过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与毛泽东、朱德彻夜交谈。邓宝珊时而为时局叹气，时而为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击掌叫好。临走时，还拉着毛泽东的手依依不舍。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邓宝珊与榆林（2）
在会间，蒋介石有一次问邓宝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邓宝珊胸脯一挺，振振有词地说：“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而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一愣，没想到邓宝珊会如此回答。当时没说什么，但已经感到邓宝珊与自己在感情上有了距离。正好，六届二中全会一开完，邓宝珊就告了个病假跑回老家陕西三原去养病了。蒋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劝邓宝珊赶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选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邓宝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邓宝珊仍为总司令。
当时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军军长左世允。1944年高双成病死后，他接替了高双成的职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邓宝珊忠诚不二。左世允与董钊是同乡，按理，左世允应该与董钊好好共事，同谋党国大计——这也是蒋介石和胡宗南选中董钊去榆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榆林守军带有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从左世允以下对董钊的到来，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却结成了“拒董”统一战线。几个月时间里，董钊除了看过几处防御工事，其他一事无成，有关军机大事，更是一句话也插不上。董钊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还不如继续做他的整1军军长去。为了脱身，他向胡宗南说，根据老弟几个月来的观察，榆林军事非邓宝珊坐镇不可。
这几个月里，告病回家的邓宝珊也浑身不自在，日夜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榆林，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古长城，还有那里的百姓，哪一件他都无法放下。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与榆林结下了生死之缘。
在蒋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邓宝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军民打着腰鼓，扎着大红花，夹道欢迎他的到来。邓宝珊完全被感动了，坐在吉普车里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蒋介石要邓宝珊继续出马榆林，是因为邓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对邓的信任。派人取代邓宝珊不成，就只有给邓宝珊安钉子了。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