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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说法，香港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功能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它的特点主要有：金融机构高度密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经纪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基金组织等门类齐全，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而且外国金融机构占近80％；金融市场齐全畅旺。香港的银行业、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及股市在世界都名列前茅；金融体系高度开放性、国际化。香港是世界上外资银行最集中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货币使用自由、内外金融机构统一国民待遇；自由经济政策与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相互辉映。
那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上海可能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去甚远。首先，由于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账户没有开放，特别是最近央行高层明确表示，资本项账户开放没有时间表。如果资本项账户不开放，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上海的金融机构和总资产不仅无法与纽约、伦敦等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与香港相比也是相去甚远，估计进入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不足香港的1/10；在金融市场方面，上海尽管看上去门类齐全，但上海的各种金融市场不仅交易量小，而且只是以国内为对象，根本就没有国际化。如上海的外汇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只不过是在管制条件下金融机构平补外汇头寸的场所。在这个市场中，只有少量的几种外汇与人民币进行买卖，其市场一年的交易总量，可能会不足伦敦交易所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内只要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账户不放开，国内外资金就根本无法自由流动。金融市场也就无法国际化，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根本不可能。即使成熟后放开外汇管制，不仅外汇管制放开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从香港的经验来看，要让一个内向性的市场国际化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上海要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其次，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外国金融机构及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世人瞩目的。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市场的潜在性越来越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由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肯定会面临着巨大的系统风险。例如，迄今为止，中国的股市一直没有摆脱“政策市”阴影，股市的运作不是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是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政府要股指上升，它不得不涨，政府要股价下落，它不得不降，一切市场运作完全由政府政策来操纵。还有如利率问题，本来它是金融市场运作的核心，它完全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变化，但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据闻，最近中国高层认为中国银行现行的利率不需要变动，金口一开，所谓的利率市场化、市场利率改革与调整都免谈。一个完全不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的金融市场，连市场化、国际化都走不出，怎么谈得上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呢？
政府对市场的权威作为，自然是不可能发展出健康的金融市场的，但港人也不要低估政府对国内金融的操纵能力，如果内地要把更多的资源注入股市或金融市场，那么对香港的影响与冲击则不可小视。香港政府应该对此早有准备，并与中央政府有更多的协调。
再次，上海金融业与香港相比，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所谓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法律体系、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信息披露机制、交易与清算组织、监管机构等。因为金融市场的繁荣都是与金融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分不开的，而且金融基础设施必须随着市场环境和金融活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刚刚开始，就是根本不能满足现实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如传统的会计制度只在侧重反映价值分配的信息，缺乏识别风险分配的有效的会计结构。因此，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包括对现行的会计制度、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法规等方面的完善和健全。
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并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一百多年来不断地通过法律形式把实际的经济成果固化下来的结果。这些大量的成文法不仅使香港金融体系内的经济行为基本上有法可依，而且也形成了相应的健全的执法和司法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内地近年来法制建设不可谓不快，成效也不小，但法律执行困难重重。因此，仅就金融基础设施而言，在未来的20年里，上海要达到香港现在的法制水平并非易事，更不要说是赶超或取代了。
最后，由于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有效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无法建立。像金融资信评级、金融经纪等中介服务机构是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必不可少的支撑。特别是随着商业银行的功能日趋弱化的今天，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但上海的金融中介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多数是资本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特别这些中介机构多是与国有部门或政府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权主体不明、政企不分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金融中介机构的效率与公正性。没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可能是天方夜谭了。
总之，从内地汇率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金融基础设施及人才的缺乏等方面来看，在最近的20年内，上海要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港人决不可对上海那咄咄逼人的态势掉以轻心，而是要把其看做是自己成长的动力，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在竞争中不断地提升自己。
（2001年3月）
第五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金融第79节 香港金融体制改革应稳中求进
金融市场发达是香港的特色，也是香港的资源，因此，香港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就决定着未来香港经济的发展与走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金融体制的种种弊端一展无遗。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机，引起了香港的学者与业界的密切关注，他们对“如何避免未来的危机？如果危机出现应如何更好地应对？如何最终解决危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措施。但尽管在不少问题的解决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与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较还是差距相去甚远，香港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香港立法会议员对新任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质询时对香港的金融体制改革十分关注的原因。
一般来说，一个好的、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健全的金融机构；二是合理运作的金融市场；三是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和司法程序、支付结算系统、会计准则及信息披露机制。
首先，促进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条件。因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的工业国家，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过度地提供信贷，然后再在经济放缓时急剧地收缩信贷是大多数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因此，为了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全，除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因素之外，政府不断地改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保证金融体系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对香港的银行业来说，香港银行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如赢利能力、资产质量、资本充足比率和流动资金比率等都高于香港金融管理局所要求的比率。但是香港银行业的外币业务太依靠对国内及东南亚等地的贷款，受这些地区的景气程度和贷款需求影响很大，例如，“广信事件”的发生就对香港银行业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港币业务又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和股票方面的贷款，而这些行业贷款需求的波动很大，贷款风险也很大。这些问题在经济一片繁荣时并不引起业界的注意，但当危机来临时其弊端却暴露无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冲击，虽然已过去了几年，但其负面影响则阴魂不散。
因此，香港金融管理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同时更需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有效的监督，促使金融机构采取谨慎的行为，而且还要为市场提供足够的、准确的信息以便让投资者做出合理的判断。同时，要设立保护性的监管措施以便防止个别银行的危机而影响整个香港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提供最后贷款人支持及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目前，香港金融管理局已经明确表明提供最后贷款人支持是它的一个重要职能，但它仍未明确表明其提供最后贷款人支持的条件和原则。这就会使得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大打折扣。所以，香港金融管理局应该对自己最后贷款人的条件和原则向民众做出清楚的说明，以便增加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及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对存款保险制度，尽管对像汇丰这样的大银行来说会面临种种法律及政治上的困难，它们也不愿意参与其事。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还没有得到公众的完全信赖，如果要能有效地防止挤兑的发生，那么必须实施全面的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同样是金融体系稳健的重要方面。一个中心的问题是资源枯竭时，市场可以提供可替代性资源，反之亦然。这就是目前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发展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感兴趣的原因。目前香港的债券市场是十分薄弱的一环，如何发展香港的债券市场，以增加投资者的可选择性，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具体规划。还有，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