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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人民币对香港经济未来发展的冲击不仅在其自由兑换之后，而且也发生在其自由兑换之前；目前资本项账户部分已经开放，而且已经悄悄地开始。在“广信事件”发生之前，香港银行对国内企业贷款或在内地的香港企业贷款是其业务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逆转。香港银行界最近发现，港元贷款需求一直在下降，特别是在内地投资的港商，纷纷转借人民币。尽管人们对其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由于不少港商预期人民币将有限度贬值。现在借入人民币，到人民币贬值时归还，自然是有利可图的。有人认为是由于人民币贷款利息低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港元的联系汇率而导致的人民币与港元之间息差存在着巨大差距，这应该是港商倾向于借人民币的最大诱因。因为，在目前内地的银行资金十分充裕，但好客户难求。香港商人如果在内地有正常的业务，出口兴旺，一定会成为内地银行寻求贷款的对象。还有港商的业务多以人民币来结算，借贷人民币自然会减低货币汇率的风险。加上人民币贷款利率则比港元要低4～5厘，其贷款成本要低一半。人民币贷款自然为内地的港商所青睐。还有，以往是大量资金通过香港的银行体系流入内地，现在则反之，内地不少资金通过不同的方式流入香港，从而导致香港银行的“水浸之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改观，对香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
总之，随着中国加入WTO，香港经济未来发展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来迎接其挑战，走出其困境，关键就在于如何利用香港现有的制度优势，如何利用香港的示范效应。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少国际公司仍然云集香港，就在于国内仍然存在较大制度不确定性，一旦这种不确定性减弱，它们就可能涌向内地，因此，目前该是香港寻求更为积极的对策的时候了。
（2001年3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64节 香港政府的可为与不可为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近期经常往返于内地与香港。由于罗湖口岸经常是人满为患，也就会有意地避开在罗湖进出。前几天，有深圳朋友邀请去玩，看来最好的选择只能经罗湖过关了，要想避之也无可避。与一年前在罗湖过关相比，尽管人多拥挤，但秩序还是井然，过关还算顺利。由此可见，两地政府在罗湖口岸确实是花了不少功夫，这么大的人流量，能做到如此，实在是不容易了。
但我们的车行驶在广深公路上，见到从皇冈口岸摆过来的货柜车队长龙，心中为之一震，此乃多年留下来的一个痼疾为何依然如故。多年来，在这些口岸过关，是香港的货柜车司机心头之痛，每过一次关要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有多少时间都消耗在这无谓的折磨中，有谁能无动于衷呢？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收益的交易成本，一种租值的消散，如何来减少这种交易成本政府早就该有所作为了，但是此现象一直持续了多年还没有得到解决，尽管目前政府计划有所动作，但实在是拖得太久了。对此，两地政府都难辞其咎。
还有，2001年以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及内部信心不振的打击，人们称香港经济每况愈下，更有人称香港经济已经步入衰退的边缘。为了扭转香港经济这种信心大失的局面，政府的确也下了一番功夫，组织代表团到祖国西部考察、主动地加强与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的各种联系、要求中央政府增加内地到香港旅游的名额等。这些方面的工作与以前相比确实是值得称赞的，表明了香港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化解香港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政府做事没有想到点子上，没有把握到问题的根本。
看看一水之隔的珠江三角洲，那里的经济一直是欣欣向荣，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特别是一桥之隔的深圳经济形势更是喜人。而看看香港的民众、香港的媒体、香港的政府官员，个个都为香港经济不振而怨声载道。何也？一是香港人从1997年前经济辉煌的高峰直落而下，而内地经济近几年则蒸蒸日上，难免产生一时的失落感，怨气油然而生，信心自然而落，其实以700万香港人拥有4万亿元的存款，经济状况最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二是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繁荣，是因为它们不仅面向国际市场，而且拥有国内市场，其产品可以遍及国内各地，国内其他地方的种种资源也能够自由流向该地。因此，即使国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对该地影响也不会太大。对香港来说，则不然，香港的民众、香港的资源可以自由地进入内地，反之，内地的民众、内地的资源则无法自由进入香港，也正是这种单向资源流动，使得香港经济与珠江三角洲经济有天壤之别。其实，内地的资源、各种要素不能自由进入香港完全是特区政府管制的结果，那么要改变这种状态也只有政府才可为了。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知道，现在内地的民众今非昔比，中产阶级估计也有2亿人以上。他们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早在一般的香港人之上，仅仅以旅游的方式和以商务签证的方式吸引他们来香港已经成了过去的事情了。如果能够让这部分人自由地进入香港，带动香港的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其实质性内容还不止于此。人力资源、资金等他们都有相当的实力。因此，香港政府如何改变目前这种单向交流的方式该是时候了。这些都是香港政府有所可为的。
目前，香港政府一直在主动地与内地接触，希望港深两地在人流、物流等方面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如最近，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广州与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会谈，就如何才够增加两地的人流、货流，使两方面可以加强两地经济上的发展。其中包括物流、一地两检、罗湖口岸、文锦渡关卡和区域快线等方面，都有一致意见。这可算是两地政府在观念上的一个大转变，特别是香港政府的一个大转变。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些交流应该放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试想，全国各地与香港特区各方面交流多了，双方的民众能够自由地进入香港，深圳岂能不获其利？
另外，随着香港近期来的经济每况愈下，香港政府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自由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初衷。一遇到有什么问题、一看到民众有什么反映，政府总是希望出来插一手，以显政府对民众的关心，以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重视。比如，香港楼价的下跌，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在宣扬购楼者负资产如何困苦不堪，希望通过种种方式向政府施压来帮助这些负资产者，让他们来摆脱这种困苦不堪的状况。其实，这仅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放出迷惑民众的烟幕。因为，这类购楼者除了少数人为迫不得已之外，都是个人投资行为的选择结果，他们购楼时都预期到这些资产如何升值，投资如何有价值。如果市场真的让他们如愿以偿，那么他们哪一个人会把自己所获得的收益分一份给政府或大众呢？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既然投资收益为个人所有，那么所出现的风险也应该让个人自己来承担了。
像这样的市场行为问题，政府是不可为的，政府也不应该出来承担什么责任。在自由的市场中，市场法则已明确地表明了收益与成本应归结在其当事人的身上。而政府能够做的仅是如何来界定清楚个人产权，如何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如何保护个人的财富不受到掠夺。除此之外，政府能做和可做的事情不会太多。这就是香港政府的可为与不可为了。
（2001年10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65节 香港应该如何重新定位
2001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香港经济也出现了少有的波动。不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创新高，而且财政赤字大增，民众更是怨声载道。面对着这种困难的局势，港人都在献计献策，如“北水南调”、设立自由贸易区、专业人才北上就业等，都希望香港尽快地摆脱目前的困境。其实，这些想法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香港人大家都想有所作为，都想如何改进自己的生活，你说春天还会远吗？香港能够从以往一次次的危机中走出来，都是这种历练的结果。但是，芸芸众生，大多会被自己的约束条件所限制，大多只会看到眼前的生计。说实在话，这样做是不够的。香港人还应该看得更远一些，看到香港未来20年会走向哪里？尽管这样想的人会认为有点理想化，但是哪一个成事者不是在于他人之先呢？而要对香港未来进行思考，对香港重新定位应该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香港人才能认清自己的约束条件，寻觅到香港未来发展之方向。
在多数香港人看来，香港就是香港本岛。香港本岛不仅代表香港过去的历史，也是香港一般意义的表征，它的辉煌与炫耀可以在世界城市之林中争妍斗奇。但是，香港人是否看到，这既是香港的财富及世人之瑰宝，又是香港人的重负。有朋友对笔者说，香港与上海相比，香港的房租、工资等方面成本都高出上海4倍。近几年来，尽管香港的物业价格一降再降，但如果再往下降，香港的整个金融系统就无法支撑了。事实上，香港的物业价格并非不是不可再下调，但是以物业繁荣支撑起来的香港银行业，物业价格再下降除了一大堆不良资产之外还会有其他多少呢？特别是如果真的让香港的物业价格下调到上海的物业价格水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