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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英国多佛港事件,58名中国偷渡者魂断英国,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震惊。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好像对非法移民问题有所关注,也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结果如何,从2000年10月18日在香港葵涌码头的集装箱内发现26名非法偷者的事件来看,内地偷渡者不仅没有因为多佛港事件有所收敛,反之活动更为隐蔽与猖獗,更为组织化与国际化。而香港则成了这些偷渡者主要的转运中心。
据有关报道,2000年以来在美国及加拿大揭发出的11起中国偷渡者案件中,偷渡者基本上是经过香港再转往他国的。这次葵涌货柜码头发现的偷渡案件更加进一步证实了香港是偷渡者转运到他国最为重要的一步。那么,面对这种现实,香港如何才能遏阻非法偷渡者?如何才能不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非法偷渡者的转运中心?这自然是香港政府十分棘手的问题。不过,如果能把其症结疏理清楚,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首先,应该从问题的源头入手,它是解决其问题的关键。偷渡、非法移民已是福建与浙江一带民众多年的传统了,在存在巨大的经济势差、制度势差的情况下,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是不可避免的,加上不少偷渡者的成功更是强化了这种心理。这并非几个蛇头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能让他们信以为真的。蛇头只不过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因此,严厉的打击蛇头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最关键的是促使中国如何发展和改进这些地区的经济,提高这些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试想,为什么广东、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民众不参与偷渡活动,关键是他们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收益。还有,蛇头活动为何会如此猖獗,可能是他们与地方政府串谋有关。如果不对内地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进行较为严厉的整顿,只要风声一过,沉渣又会泛起。
其次,偷渡活动猖獗也与非法移民者前往国的政策有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美国等国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相应的遣返政策,中国偷渡者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但就美国来说,目前估计大约有600多万非法移民居住在该国。这些非法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那些重、脏、累、工资低的活基本上是由这些非法移民者来承担。因此,美国政府一般对非法移民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而对这些非法移民者来说,尽管他们在美国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工资十分低(这些人每周工作6天,每周工资大致为300~350美元),但与在自己国家时的情况相比大大地改善。正是这样的空间,为非法移民者冒生命危险偷渡提供了巨大的诱因。而且,只要有人成功,这就必然强化国内想偷渡的人的正向信息。因此,如果美国等国对非法移民者的政策不调整,它永远是想偷渡者的“理想天堂”。
以上两个方面问题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间的协调才能解决。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不仅会使香港政府遏阻偷渡者的成本大增,而且对偷渡者也会防不胜防。
在遏阻非法移民者的事件中,香港政府能做的除了增加人手、提高侦防的技术和手段之外,笔者想应该修改现行法规;对帮助非法移民的香港人应该采取十分严厉的制裁办法;遏阻这些人贪赃枉法。试想,如果没有香港人的帮助,非法移民者如何可能在香港“入柜”呢?如何会做这样精心的安排?如果减少香港人进行这类犯罪活动,非香港人如何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胆大妄为?同时,应该明确那些由于办旅行签证来港的偷渡者所办理签证的旅行社及亲属的连带责任,因为后者应该对偷渡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对他们来香港的活动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偷渡者来说,香港入境处应该有详细记录,并限制在多长时间内不准进入香港等。
总之,遏阻内地非法移民是一项十分繁复的工作,要做好并非易事,但对香港政府来说,并非不可为,问题是如何入手?
(2000年10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4节 香港特区与新加坡不在一平台上竞争
最近《经济学人》信息部发表的新一季经商环境评级报告中,将香港特区经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由第5位降到第11位,在亚洲区内的排名由首位退于次位,新加坡后来者居上。对于这一评级,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还是香港的商界人士立即发表评论,认为这种意见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可以说,港人为什么对《经济学人》报告的评级反应如此迅速,并不在于香港排名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而是在乎与新加坡的比较,在乎新加坡超过香港特区。
其实,这只是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视界上的一种想像,在内地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地区的竞争早已不在一个平台上了。因为,两地的经济腹地不同、周边的经济环境及约束相去很远。在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借助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迅速成长,一直与香港决一雌雄。实际上,两地也在这种竞争中比翼齐飞。但是,在中国经济全面地对外开放,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两城市腹地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新加坡来说,印尼的政治动荡及经济危机、泰国及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新加坡周边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严重阻碍了新加坡近年来的经济成长。在香港,情况则截然不同,不仅受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最小,而且香港的经济腹地,即祖国内地,则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能够一枝独秀。而且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造就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而且由于内地出口产品与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的趋同性,内地产品快速扩展市场成了东盟国家出口产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而内地劳动力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低廉使得东盟国家的出口产品大为逊色。试想,如果新加坡的腹地的经济成长不好,特别是印尼的政治不稳定,新加坡经济能够发展得如何好是不可想像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香港地区与新加坡竞争不是站在一个平台上。而香港地区则是背靠一个在同一主权下、有13亿人口、经济正在崛起的大国。
当然,对于香港来说,尽管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着不少困难,不过,这只是香港面临着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由殖民地社会转型为自主自为社会)、经济转型特别时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目前,尽管香港的财政赤字、失业率高企、政治纷争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少困扰,但与新加坡相比,香港特区经济未来发展优势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仍然不减当年勇,可以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而内地经济的快速成长,自然也会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种种契机。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香港的转口贸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等地位会为内地有些地方竞争所替代。其实,这只是静态地看问题。内地加快开放的步伐,内地经济会随着发展把蛋糕越做越大。当蛋糕越做越大时,尽管香港转口贸易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其绝对比重一定会增加。而一个主权国家下的两种经济贸易体,通过政府,其整个协调会更加容易。而这些优势,新加坡是根本无法比拟的。
最近,中央政府领导人认为,香港只要有困难,内地有能力,就应该来帮助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并非一种帮助不帮助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如何利用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架构下有效地整合两地资源的市场关系。笔者曾在多次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之成就,不是因为采取的什么渐进方式,而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香港这个样板的示范带动,同时香港也在这种示范带动中迅速地提升了自己。很简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正是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20年。因此,在目前内地与香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势差、资源势差、人力势差等的情况下,香港仍然能够利用现有的优势成为整合资源的最好样式,并能够在有效的整合两地资源中得到发展。
目前,香港经济是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的,如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高企、公务员工资过高、政治纷争不断。这仅是说明现有的香港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与不足,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比如,居港权的纷争为什么会演化到现在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这该是检查其移民制度的时候了。很简单,人道原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但是实行人道原则并不是说一批人可以侵占另一批人的财富,特别是在文明的市场体系下更不应该如此。有亲情关系来香港居住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要求来香港居住者在国内生活没有困难,但是一到香港却要享受综援让社会来供养,这样的“人道”只能是仅仅对其个人而已,对整个社会则“不人道”了。还有,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为失业率高企一筹莫展,20多万人的失业无法解决。但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的外来劳工至少超过失业人口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目前,香港人并不是没有事情可做,而是不少又苦又累的事情香港人不愿意去做。还有香港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目前处于世界最高的水平之上。我们可以问,香港的公务员的工作业绩与效率就一定会比他国好吗?可能并非如此吧!等等,像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会很多,关键是如何来改革这些不适应现行的社会的制度安排。
总之,就目前香港的情况而言,并非如何与新加坡决一雌雄,因为这种竞争没有在同一平台上,而是如何对香港现有的制度进行大力的改革,改革不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