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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也颇受有尼采的影响。尼采从人类的求生意志的观点看待记忆与遗忘。记忆是人的悲剧，牲畜是幸福的，当我们询问它为什么如此快乐时，它正要回答问题，却又忘记了问题，又低头吃草去了。人不能如此善忘，所以人注定是痛苦的。但是，人可以有选择的遗忘。忘掉该忘掉的，以保住“生”之勇气。《野草？题词》的前两段，以及鲁迅关于“生”的观点，似乎都与尼采的思想有点关系，是尼采思想的“神仙换骨”。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意谓包办婚姻时期已经“死亡”，被寂寞的大毒蛇缠绕的生命已经“朽腐”。此时鲁迅已经到了上海，并与许广平同居，所以鲁迅对此种状态“有大欢喜”。
“曾经存活”，鲁迅与朱安包办婚姻的名分依然存续。鲁迅的学生见到或提到朱安时仍然称之为“大师母”。“曾经存活”的包办婚姻无论如何也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和婚姻常式。在其他许多的家庭，包办婚姻依然存活，他们没有勇气或能力跨出这一步。
“非空虚”，鲁迅对包办婚姻持否定态度，在鲁迅的包办婚姻中，朱安是鲁迅得到的一个“虚无”。（“如《求乞者》中所说的“我至少将得到虚无”）然而这个“虚无”，也不能像后来的人那样佯为不见，鲁迅不可能这样做。这个“虚无”是一个不可以抹煞的个体的存在。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生命的泥”，借喻生命力，犹现代性心理学之“里比多”。为了反抗包办婚姻，鲁迅宁愿将“里比多”虚掷于地，而不用它去建设“未来的黄金世界”。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也意识到“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野草”，借喻包办婚姻造成的情感田园的荒芜状态，同时也有爱的渴望，既细微又顽强，含有反叛的意谓。在《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中，鲁迅点出了野草的具体名称： 野蓟。因此不可以视为泛称。这种草浑身都是刺，尤其是到了秋天，花也干硬如刺，只要你亲自触摸过这种野草，就会深刻理解鲁迅的《野草》的喻意了。用它来借喻鲁迅的爱情，真是恰如其分。
“乔木”，借喻完美的婚姻、家庭。
“这是我的罪过”，意谓朱安的被吃，也有自己的一份。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犹我“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陈死人”犹“活死人”，借喻朱安，否则也就谈不上“这是我的罪过”，更谈不上“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已陈死之人，如何能被别人“夺取它的生存”？只有在鲁迅虽然已经认识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而又没有做到“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连同床异梦都不曾有过的时候，才谈得上“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这是鲁迅的隐痛。伊藤虎丸没有看清这一点，只是空洞地谈论鲁迅的“个的自觉”和“罪的自觉”。“当生存时”，谁的生存？野草的生存。鲁迅爱的渴望的生存。《野草》是鲁迅与朱安婚姻生存之时鲁迅痛苦的产物。
第二部分绝望中的希望（3）
“践踏”、“删刈”，借喻鲁迅受到的压抑。忍受着包办婚姻这一巨大的痛苦的鲁迅不能不“大叫”，然而却又是“难于直说”的“含糊”的“大叫”。这种“难于直说”的“含糊”的“大叫”既是对抗“践踏”和“删刈”的方法，也是“践踏”和“删刈”造成的扭曲。
“死亡而朽腐”，所谓《野草》的“死亡”，即是鲁迅痛苦的“死亡”，因为包办婚姻也随之“死亡而朽腐”了，这就鲁迅的胜利，然而也是悲哀。鲁迅预料，只要他和朱安都还活着，舆论的压力就要来迫害他。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面”，借喻中国的社会组织和中国的性文化。中国的社会组织和中国的性文化的“地面”以包办婚姻的家庭“作装饰”，制造了无数的怨偶，没有爱情的花朵，只有痛苦的野草。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地火”，借喻性压抑，犹《死火》中之“死火”。
“熔岩”，犹《死火》中之“红焰流动”、“大火聚”。两者都是借喻受到压抑的对爱情的强烈渴望的情绪。
“无可腐朽”意谓大地是空白的，野草、乔木被烧之后只剩一片空白，有了空白就为鲁迅的个人主义提供了自由。这也就是《求乞者》中所说的“我至少将得到虚无”。于是，自由恋爱就是顺理成章的。前面“朽腐”的对象是包办婚姻，此地的“无可朽腐”是指“自由恋爱”。所谓“无可朽腐”就是“不腐朽”，自由恋爱岂能腐朽？全诗有两个假设，一个是“死亡的生命腐朽”，一个是“并且无可腐朽”。前者是鲁迅与包办婚姻的关系，后者是鲁迅与自由恋爱的关系。这是两种同样实际存在又相互矛盾的现实，表述就出现了既肯定又否定的形式。这也是佛理的思想形式和表达方式。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外宾，因为有佛教界人士，就请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陪同，在外宾未到之前，毛主席问赵朴初： “《金刚经》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赵朴初答：
“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佛教文化》）鲁迅在此处也是运用了先肯定后否定，或者既肯定又否定的表达方式。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静穆”，犹“敢有歌吟动地哀”，暗喻社会黑暗。
“不能大笑而且歌唱”，犹“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词就很含糊了”。
“大笑而且歌唱”，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处在黑暗的时代，鲁迅当然不便这样做。鲁迅认为，现在的中国“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我要骗人》）。“我自然不太想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我的确实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很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写在〈坟〉后面》）鲁迅的话似乎没有人理解，笔者没有看到谁把这话当真，或者不理解就是理解？鲁迅接着又说，自己不能全部说出真话，“还有一个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那些“文氓”与“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对于鲁迅的这场“文坛韵事”批评说，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之落伍者。”《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88页。鲁迅为了避开冷箭，自然要“沉默”。这自然很好理解。在“静穆”时代如此，那么，为什么“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呢？这似乎有些费解。很可能，鲁迅对于“北京之正妻”朱安也不愿意伤害，所以在上海“不能大笑而且歌唱”。这又是一个既肯定又否定的表达方式。
“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意谓鲁迅生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过去”的是“暗”和“死”；“未来”是“明”与“生”。
“献于……作证”，犹孔子所谓“必也正名”。鲁迅既要为自己的自由恋爱在“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这两种人之前纠正名分，也要为这两种人活着和写作。最可悲的是鲁迅的“爱者”也不愿意听到鲁迅解剖自己的真话，这正是鲁迅的最大的悲哀。至今仍然如此。真话往往是令人“觉得很冷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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