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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思想、文艺）时，能够以此前的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为教养基础，不是恰好证明了他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语言）时，已经在自身当中以强有力的形态，具有着竹内好所说的‘抵抗’（坚守自我）的主体（民族语言）吗？我认为，在鲁迅那里，这一点作为传统与近代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格外重要的。”隔了一段文字之后，伊藤虎丸又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两重性》一节中接着说：
我以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应该称之为鲁迅的原体验和基础教养的东西，在他与西方近代文化接触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形态；而这些原体验和教养对他来说，则具有某种可称之为两重性的内涵。
也就是说，一般在把非西欧各国的近代化作为文化问题来考察时，中国或中国文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具有悠久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掘田善卫生于1918年，日本战后派小说家。1942年庆应大学法文科毕业。1945年被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派遣来上海，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1947年回国。从滞留上海期间起，创作了一系列批判战争的作品。曾介绍了他出席亚非作家会议时的一个情况： 非洲某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诗人，在谈到他的烦恼时说，他们虽以旺盛的独立热情致力于创造新的国民文学，但由于本国语言中缺少诗歌的语言传统和积淀，以致一写诗便只能用自己接受教育时所使用的法语来写。同这样的民族相比，中国近代文学的特征，就是作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罕见的例证，始终保持着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同一种语言（文明的同一性），具有承纳作为“西欧冲击”的西欧近代文学（语言）的悠久的文学传统，即坚实的语言土壤。
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沉重得不易容纳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欧近代，就在于它高傲的传统文化的“抵抗”之强（换句话说是保守性）。而这份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堵阻碍近代化的几乎令人绝望的厚重的因袭之墙。由于两个方面难以分割地交错在一起，也就不是用“好”的遗产或“坏”的遗产所能简单地来区分的。
鲁迅幼年和少年时代的体验以及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统文化遗产，同样也具有“两重性”，鲁迅的文学，如果没有这些遗产就难以确立。在回答“青年必读书”的调查时，鲁迅回答说，“不读中国书”。但有人反问道： “你不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吗？”对此，鲁迅的回答是： “我自己因此是受了怎样的苦啊！”我所说的鲁迅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许就是他和民族文化传统上的这种难解难分的“两重性”进行苦斗的足迹。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2）
伊藤虎丸的意思是，如果不曾读过中国书，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两重性”难题也就不存在了。鲁迅从小就读了中国书，且“沁骨入髓”，所以现在很吃苦，必须经过一番“苦斗”，战胜自身的“两重性”。不过，伊藤虎丸所认识的“两重性”太肤浅，不过是为了证明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这一预设理论而已，根本没有落实到鲁迅个人的生活中，他并没有真正懂得鲁迅所说的他受的“苦”的涵义何在。这里只就困扰鲁迅的“两重性”难题之“苦”简单地说几句，首先是儒家的“孝”，这是对于母亲的，为了孝，接受了母亲为之包办的婚姻；其次是儒家的内省精神，鲁迅要追求爱情，自然会损害朱安，对妻子朱安的忏悔是鲁迅的最伤心并最伟大之处。林贤治说： “他深爱着他的母亲。/正是他所深爱的人送给他以一份无所可爱的礼物： 朱安。命运的恶作剧。然而，这是不容违抗的，因为血脉是不容违抗的。或如他所说，她是一份‘遗产’，那么在接受这份遗产之前，他已先行接受另一笔更大的遗产——传统礼教——了。”林贤治也指出了鲁迅的“两重性”，他认为鲁迅是“观念的激进主义者，行动的保守主义者。”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两重性”才造成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彻底地否定态度。无论是“两重性”或是两份“遗产”之苦，归根结底都与性压抑有关，这是鲁迅生命中极重要的“一件小事”。详细的分析，留待后面再说。
后来鲁迅在厦门大学做教授时，受邀作了一次讲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的胡里胡涂。”（《两地书》）看来，要真正理解鲁迅，非理解并实践鲁迅的“不读中国书主义”不可，否则对于鲁迅的认识也只能是“胡里胡涂”。说实在话，鲁迅许多真实的思想人们并没读懂，鲁迅某些文章似乎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鲁迅某些文章很像李商隐的《无题》诗，意思恐怕只有鲁迅自己才懂，读者往往不知道鲁迅在说什么，正如那位尊孔的校长一样。某些人本来正是鲁迅所批评的那类糊涂人，只因为也反孔，就自称“我也姓鲁”了，其他也反孔的“旁听人”对他们自然就“肃然的有些起敬了。”绝没有人“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说： “你怎么会姓鲁！——你那里配姓鲁！”
鲁迅此处所谓的“外国书”应该是“日本和欧美书”才确切。因为当时只有日本和欧美国家的物质力量是强大的，文化是先进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性文化比较开放，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正受到质疑和破坏。自由恋爱逐渐风行，虽然也无非是为了金钱——请看巴尔扎克的小说——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某些外国书，如劳伦斯的小说则反映了更多的爱情，虽然不怎么体面，但是人性的光辉是耀眼的。此时，东方国家的性文化仍然是陈旧的，包办婚姻和“从一而终”的现像就使很多人都痛不欲生。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人也是如此。所以印度书就不在鲁迅所说的“外国书”之列。至于说到“国民性”，如果你真的多读外国书的话，就会发现，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人；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人；果戈里笔下的俄国人；卜伽丘笔下的意大利人或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甚至处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和大叫钉死耶稣的犹太人，等等，都与中国人没有根本的区别，彼此彼此。鲁迅在论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时所举的例子就是外国人。鲁迅说：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小事件则如Cogol的剧本《按查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这就是两个例子了，不知为何鲁迅却说是“一例”，这是鲁迅的思想比较难懂之一例。既然古今中外暴君臣民的人性皆一致，而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要改造，就伟大得狠了。
理解“不读中国书主义”并不难，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实实在在地去读原著必有收获。重要的是读原著，而不要读那些“学贯中西”的学者阐述西方预设理论的文章，否则还是读中国书，而非读外国书。也不必多读，踏踏实实地读几本就有用。读了几本外国书，笔者有一个发现： 与中国古人的“知人论世”略有不同的是，外国人还特别不忘“知人论性”。外国人研究品评人物，探寻思想根源，绝不会忽视研究对象的性生活，懂得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人性的根本。不过，西方人看到的问题，中国古人也早就看到了。春秋时期的中国书里就有“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说法。古人认为，人性主要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由此入手观察社会人心，就洞若观火。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一文中把古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道理用自己的白话说出，然后就说：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与上面把两例说成是“一例”一样，这也是鲁迅的思想非常难懂之又一例。不读中国书，古代“中国的旧见解”是否与外国书的见解相同就无从知道。中国古人或说东，或说西，并不一律，所谓一阴一阳，决不可能所有的古人都说东，或都说西。除非只有白天（阳）没有黑天（阴），或相反。中国书所谓“东西”，略相当于外国书所谓“存在”。而存在就是矛盾统一，能设想有“东”而无“西”的“存在”吗？如果大家意见本来就一致，皇帝何必要压迫舆论？中国书浩如烟海，绝不是一个人写的，见解当然就不一律。几千年来，写书的人太多，各人的见解不可能统一，一个人的见解，也可能前后不相同，而不问青红皂白将自由表达思想的中国书都付之一炬的秦始皇就只有那么一位。这样，中国文化就既保留了“东”也保留了“西”，也有一些中国书与外国书见解一致。当然，不读就不知道，不就等于没有吗？中国书有关性爱的内容其实并不少，如《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牡丹亭》中杜丽娘说： “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还有《西厢记》、《聊斋志异》、《红楼梦》……，不胜枚举。可是这些书就是不如《红与黑》、《红与白》描写性爱写得直白，敢于直面人生的主题——性欲，所以要多读，中国的书不直面人生主题，而且压制性欲，还是少读为妙。然而，中国古代，主要是明清时期，艳情小说泛滥成灾，是直接描写性欲的，鲁迅作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对此必然是了解的。当然，这些书都不是好书，更不要读。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3）
近现代西方人不讳言性，论人必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