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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鲁迅只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却始终没有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是鲁迅思想的缺憾。其实不然，鲁迅清醒地知道，“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然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太可靠。”（冯雪峰《回忆鲁迅》）现在设计出的“黄金世界”的蓝图，也无非是腾口说空话而已，所以鲁迅不去做这种无用功。不作理论思辨，而是以诗赋的风格使用语言，以否定的方式发表“随感”式的思想，这是鲁迅文章的特色，鲁迅不以诗人的思维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是颇明智的，鲁迅毕竟是革命文学家，不善于玄想。
此时的鲁迅是非常痛苦的，作为“人之子”，他已经“醒了”，然而仅仅是醒了而已，醒了之后怎样？他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走出去，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认识到的，这就使人痛不欲生了。鲁迅面临着梦醒之后的选择，十分悲愤，这种选择是煎熬人的，这种痛苦充分地表现在鲁迅定居上海之前发表的文章之中。鲁迅不满意于做“人之子”，做“儿媳妇之夫”，而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伊藤虎丸所谓“个的自觉”。何谓真正的人？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忍受包办婚姻，延续“挣扎”的痛苦，几乎也等于在“吃人”，谁吃谁都分不清了。这是鲁迅《狂人日记》不好懂的地方，后面再说。
爱情并不等同于性欲，也不是人一结婚便可得到的。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就曾说过： “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所谓“相当”就是满意、合理；所谓“刺戟”就是有“所可爱”的对象，包办婚姻就不太可能提供这种刺激；所谓“运用”，就是能操作的爱，能享受“敦伦”之乐的夫妻生活，而非性幻觉。鲁迅没有得到正常的夫妻生活，有爱的欲望和能力，却没有所可爱的对象，“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里比多白白地浪费了，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悲哀”。鲁迅特别在“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之后又点明“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然后就用了“……”号。当然，除了“……”号以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他的悲哀。《呐喊》、《彷徨》、《野草》的绝大部分篇章里都在表达这种悲哀。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痛苦而沉闷的；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是脱俗而高尚的，但又不能免于“内心的矛盾”。由于鲁迅的性格的缘故，这种复杂的感情产生出来的《呐喊》、《彷徨》、《野草》就很耐人寻味。鲁迅不像郁达夫或郭沫若等人那样喜欢表白性压抑，而是喜欢掩饰性压抑，所以需要一番猜测。
后来兄弟失和，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时，曾经建议朱安回老家绍兴去住，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不同意，因为一旦回老家就等于被休，娘家人也要受人轻视，朱安恐怕会与祥林嫂同一命运，所以回老家无疑是死路一条。鲁迅写《祝福》说明他很能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再后来，鲁迅和许广平恋爱，常来常往，以后在上海同居，朱安不仅不妒忌许广平，而且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颇示好感”。朱安勤俭治家，一心一意地服侍鲁迅的母亲。鲁迅逝世以后，朱安继续照料鲁迅母亲的生活，直到老人87岁逝世，朱安代鲁迅为母送葬，完全尽到了一个长媳的责任。朱安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是很感动人的。朱安说她自己是“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她实实在在地是“陪着做一世牺牲”。鲁迅对朱安，也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养他，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认为朱安与自己一样都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故始终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待之。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1）
鲁迅没有明确说出自己对母亲的不满，但是从鲁迅的发出第一声“呐喊”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 狂人的“大哥”即是影射鲁迅的母亲，“字缝”里隐藏着鲁迅对母亲的强烈不满，满纸全都是控诉包办婚姻“吃人”。封建礼教在家庭中的表现之一是包办婚姻，鲁迅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仍可以用冰山的形象作比喻： 礼教、家族制度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海水下的大部分冰山则是包办婚姻。下面试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据周作人说，狂人的模特是鲁迅的表兄，认为同事要谋害他，乃逃到北京来避难。鲁迅留他住在绍兴会馆，他一清早就来敲门，说今天就要被杀，声音十分凄惨。鲁迅带他去医院，路上他看见背枪站岗的警察，吓得面无人色。据说他的眼神十分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地显出狂人的特色。后来鲁迅找人把他送回家乡，病也就好了。周作人又说，鲁迅很喜欢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大概也有意思要学他，如说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这与果戈里小说里所说小姐的叭儿狗有点相近，后来又拉出古久先生来，也想弄点热闹，可是写下去时要点都集中于礼教，写的就单纯起来了。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能写的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鲁迅说是受益于读了一百多篇外国小说。周作人说： “这许多作家中，豫才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有论者说，《狂人日记》借鉴了鲁迅非常欣赏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的《墙》，里面的“我”是一位觉醒的麻风病人，并有庸众吃觉醒之人的描写。周音、李克臣《试论鲁迅从〈狂人日记〉与安特莱夫的小说的〈墙〉》： 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4期。两者“在许多地方都很相似”。除了艺术形式上的相似之外，主要是思想的相似。“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讳莫如深，近年来，人们开始突破禁区。”安特莱夫离鲁迅的潜意识还远得很，竟然也讳莫如深！这里要强调的不是鲁迅与安特莱夫的相似之处，而是不同之处，也是鲁迅的更深刻之处，有两点： 一是亲人互吃；二是我也吃人。
虽然《狂人日记》是在谴责四千年中国文化吃人，但是“我”对于某一种吃人者却颇有几分宽恕。这最积极的吃人者不是外人，而是我的大哥和我的母亲，甚至我自己也是吃人者。为什么强调吃人主要是亲人之间互吃？鲁迅特别痛恨的是自己的包办婚姻，而包办婚姻既然是尊父母之命，吃人者当然是家中的长辈。鲁迅把怒火集中射向他们：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 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
“大哥”，很明显是影射鲁迅的母亲。她吃人的方式就是为鲁迅包办了一场无爱的婚姻。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关系竟是如此亲密，所以特别可悲，可怕。封建礼教是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吃人，必须借助于家族中的长者进行。被吃的晚辈，或浑然不觉，或觉醒了也无法摆脱，即所谓“无路可走”。否则醒了而无路可走，在逻辑上就有困难——不限于包办婚姻，在许多事上都有——除非是没有完全醒，否则怎么会既醒了又无路可走呢？于理上讲不通。从事上看就可以发现，所谓“梦醒了”就是欲摆脱包办婚姻而不可得，鲁迅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可谓“醒了”，他要求退婚，然而母亲却坚持不能退婚，对于鲁迅来说，岂非“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这种状态是“人生最苦痛的”。
“布满了罗网”，即包办婚姻的利害关系网。人一旦进入其中，连制造鲁迅的包办婚姻的母亲自己也无法摆脱，只能用亲情逼鲁迅就犯。鲁迅为了照顾各方面的情面、情理，只轻微反抗，而后就自动放弃了，所以称为“自戕”。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正因为吃人者是自己的母亲，为了孝敬母亲，鲁迅也就只好“自戕”——硬着头皮拜天地，进洞房，然后就是长期的爱的寂寞和痛苦。后来鲁迅对中国的孝文化发起猛攻，由此及彼，由个别而普遍，进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潜意识的反作用力巨大而不可估量。
最可怜的是我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狂人认识到“大哥”（母亲）就是吃人者，当然是了不起的“一大发现”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大觉醒”。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呢？除了在《新青年》上“诅咒”之外，也还要在家中“劝转”她，才有实际意义。母亲只是糊涂，面对“从来如此”的习惯势力，她也“无法可想”，无论醒与不醒，她都是要坚持以包办婚姻“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