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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娜拉走后怎样》、《我之节烈观》、《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尤其是对“正人君子者流”的深恶而痛绝之，流露出非常明显的潜意识。甚至，已经上升为意识了，但是自己仍不能不依照萨特的论断行事而已。虽然鲁迅没有读过萨特的外国书。
对于意识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一种是个体性和精神性的。鲁迅对于前一种原因认识得很清楚，对于后一种原因有时候似乎不太认识（比如，在日本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又认识得特别深刻，请看《阿Q正传》： 阿Q对于造反本能的“深恶而痛绝之”，然而革命却使未庄的鸟男女们慌张，这也就使阿Q快意了。于是他赞成革命，“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革命党了。”阿Q因为近来用度窘，略略有些不平，便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了。在土谷祠里大作造反发财的美梦，醒来之后又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庵革命，得到了假洋鬼子是革命党的消息。他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就很容易闹脾气了，他去“投革命党”假洋鬼子，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来。他“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 ‘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喳！喳！’”很明显，阿Q的意识除了来源于社会性和经济性之外，个体性和精神性来源也表现得很突出，所以才会从东倒忽而又变为西歪。社会的变化是缓慢的，变得快的只有个体的遭遇。那么鲁迅自己的意识来源除了对社会，对同胞的愤慨，难道没有个体的不幸因素吗？而如上文所分析，对同胞的愤慨其中也有对母亲与朱安的不满，个体的不幸因素已经在其中了。梅洛…庞蒂说： “我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而认识他人的，恰如我是通过我的身体而感觉‘事物’的。”“意识首先不是‘我思’这回事，而是‘我能’这一回事。”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转引自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8、250页。毋庸讳言，鲁迅的包办婚姻造成了他的寂寞和痛苦离不开他某一部分身体器官的“我能”与否的“随感”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理学常识，甚至无需这些常识也能理解这一点吧。弗洛伊德总是为他的心理学理论寻找生理学的基础，他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认识上的困难。总之，多读外国书是有好处的。艾耶尔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评论道： “如果这不过是说，我们既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也是作为一个行动者而介入到世界中去，并且是说，我们所留意的东西，从最原始的水平上看，可能是我们意愿的一种作用，那么，我看是没有理由不同意的。我所要争辩的是，中心身体与别的身体之安排，必是先已设定的，甚至还是与意识的属性同步的。”这里我们所要争辩的则是鲁迅通过自身的性压抑而认识到愚弱的国人“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是在意识还是在潜意识层面建立的联系？“不必以为不幸的”的人是否也包括了朱安呢？鲁迅后来与许广平说过： “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两地书》）这里所谓“同我有关的”人，就是指朱安，确切地说应是“在法律上同我的身体有关的”人。鲁迅学医是为了给人看病，当然也包括亲人，如今都不重要了。鲁迅因为不“能”有所爱，而“思”有所怨。对于麻木的同胞；对于旧式的家庭；对包办婚姻和它的文化源头——中国传统文化，都充满了“愤懑”。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1）
婚后四日，鲁迅回东京，三年没有回家，鲁迅放弃医学之后，集合同志欲办文艺杂志以救国救民，鲁迅说：
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这所谓“复古的倾向”大抵是包含了包办婚姻在内的吧。《新生》这个名字背后的潜意识大抵是有“思想变了”的意思在里面的吧。“再后来，思想变了，但还是多所顾虑”，所以当初的《新生》被鲁迅称之为“好梦”。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明一文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且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
《新生》杂志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好梦”，——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这是一个伪装了的愿望，既没有实现，也没有被识破，尽管它已经破碎了。
1909年8月，鲁迅回国。鲁迅说： “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此处所说的“几个别的人”，就是周作人和他的日本老婆。鲁迅作文一向有使用曲笔的嗜好。他在《作文秘诀》一文中也提到过，一要含糊；二要难懂的秘诀。许多事情，鲁迅都不直说，极尽文字含蓄之美。这是读鲁迅文章要注意的，也是欣赏好文章要注意的，否则就可惜了。
回国以后，鲁迅常年单独在外谋生，无论在杭州、绍兴、南京都是独身，鲁迅在北平工作生活时，独自一人在绍兴会馆就住了八年。在绍兴会馆这些年，鲁迅感觉到了极度的寂寞（鲁迅以下几段话竹内好认为很难懂）：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者为寂寞。
鲁迅寂寞的原因有些奇怪。鲁迅到底有什么“主张”，“叫喊于生人中”而无反应？鲁迅为什么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当初《新生》流产，鲁迅并没有感觉到“无聊”，是因为当时身在日本，包办婚姻的“压榨”不那么“痛”吧。“海归”之后，有家不愿回，就难免寂寞了。由此寂寞而联系到当初办杂志理想的幻灭，于是经验到无聊。鲁迅归国以后感到的“痛”，被掺进了当年办杂志失败的“不知其所以然”之后的“无聊”和“悲哀”，又被淡化为“寂寞”，这种“寂寞”在别处则被称之为“孤独的悲哀”。鲁迅办杂志失败这件事情带来的“寂寞”背后明显有潜意识。
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这里依然令人不解，像谜一般，这背后有未明言的意思，潜台词是虽有妻子而不能爱，只能独居。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办杂志的失败乃“兵家常事”，无所谓的小事一桩，那么，鲁迅的无聊、寂寞、悲哀从何而来呢？鲁迅真的没有意识到吗？所谓“无端”似乎就是不便于明说的委婉语，为什么不便明说？这是鲁迅的性格使然，鲁迅在许多事情上都是不愿明说的。如在祖父入狱的事情上就是如此。竹内好在《鲁迅》中“关于传记的疑问”一节把一些疑问提出来，有些是不好说的，但是，也有不妨直说的，鲁迅也不说。何况此事确实有不便说之处，，但也因人而异，如是郁达夫或郭沫若，恐怕就要大说而特说了。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就用了种种的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在绍兴会馆中默默地抄古碑，此处虽没有明言读佛经，但却是事实，为什么不说呢？恐怕不是忘记说，还是不便于明说吧？写序言时鲁迅一定已经否定了佛教的思想。但那时，他自己也要沉入到麻木的国民中去？同时又回到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了吗？并且“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要救治国民麻木精神的革命先驱者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也要用传统文化麻醉？这一巨大的矛盾，如何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鲁迅去从故纸堆中寻求自我麻醉？竹内好的外国书《鲁迅》认为：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2）
……鲁迅在文章里讲述自己的时候，多采取追忆的形式，而《〈呐喊〉自序》，尤其令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它告诉人们“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惟其如此，我便觉得其中虚构的成分居多。由于有金心异的来访，所以才有《狂人日记》的产生，这恐怕并非事实本相，至少他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对于五年后来做如此追忆的他现在的心情来说，五年事实怎样是无所谓的。事实不过是被追忆所利用。然而，追忆本身却是真实的。在他的不能不做追忆的心情当中，没有虚伪。就是说，他是想说明自己走向“呐喊”的经过，是想说明“呐喊”产生的根源，抑或是想告诉人们他打算如何去说明。但是，他不能像虚构过去那样来说明现在的心情，甚至回避做出说明。他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却并没对“确信”做出说明，至少没在话语上做出说明。这一点虽然也和他不是思想家有关，但我觉得与此相比，似乎还有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