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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诗话》，原文系此事于二月十二日下，中村乔指出为二月十五日之误）。《梦粱录》卷一说，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江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值得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潮门外庆乐、小湖等园，玩赏奇花异木。特别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可见宋代花朝节除了赏花之外，还有地方政府的劝农活动。
明代资料中也反映了花朝节的一些风俗。北直隶《宣府镇志》说，宣化府村民于花朝节相遗五谷瓜果之种，谓之“献生”（《日涉编》卷三引）。这是移入了唐宋中和节之俗。明人李一楫《月令采奇》记载，二月十五日乃劝农之日，是日晴和主丰，风雨主歉。以是日晴雨占农作物丰歉。
清代湖北宜昌府、湖南宁远县、江西瑞州府等地是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的。花朝有赏花等娱乐活动，同治《瑞州府志》记载：花朝节“采百花醋饮赋诗，各学徒争饮，师长谓之花朝酒”。花朝还有些人生礼仪风俗，宜昌府东湖有“民间多于是日嫁娶，幼儿穿耳”（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
百花生日
南宋时代苏州有花神庙，在花神生日进行祭祀。明代王鏊《姑苏志》卷五九记载，宋平江府（苏州）衙门内有百花庙，兵马都监韩子师“夜闻鼓笛喧訇，问何处作乐，老兵言，后园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庙献送”。苏州建花神庙的传统沿至明清时期，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三载，虎丘有两座花神庙，旧庙在桐桥内，明洪武中建，“祀司花神像，神姓李，冥封永南王，旁列十二花神”。新庙在虎丘寺东，建于乾隆四十九年，祀向乾隆皇帝进花之郡人陈维秀。顾禄在《清嘉录》中还说百花生日时“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这个作为百花生日的花朝，时间在二月十二日。根据明《月令采奇》，把二月的十二日和十五日分别称为“百花朝”和“花朝”的用语，可以看出，宋以来苏州地区流行建花朝庙，是为了二月十二日纪念百花生日。
关于苏州地区所祭十二花神的来历，众说不一。据晚清吴友如《十二花神图》，一月是梅花神柳梦梅，二月是杏花神杨玉环，三月是桃花神杨延昭，四月是蔷薇花神张丽华，五月是石榴花神钟馗，六月是荷花神西施，七月是凤仙花神石崇，八月是桔花神绿珠，九月是菊花神陶渊明，十月是芙蓉花神谢素秋，十一月是山茶花神白乐天，十二月是腊花神老令婆。
明清江浙地方志记载了一些十二日花朝活动。嘉靖《太仓州志》说：“二月十二日花朝，儿女裂彩绡，遍系花果树，曰百花生日。为花朝。”反映出以十二日为花朝的盛行，此节有在花果树上附以彩绢之俗。万历《昆山县志》记载：“十二日花朝，天气晴明，则百果、五谷无损。”与宋代十五日花朝农占之俗相同。浙江也有此俗，崇祯《嘉兴县志》也说：“十二日为花朝（俗呼百花生日），以是日晴雨占果实盛衰。”
清代十二日花朝也很流行。顾禄《清嘉录》记载：“十二日为百花生日，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粘花枝上，谓之‘赏红’。”该活动显然与明《太仓州志》享花果树之俗一脉相传。关于此俗的起源，《清嘉录》引《镇洋志》说：“以十二日为崔元徽护百花避封姨之辰，故剪彩条系花树为幡。”又加按语：“然郑还古《博异记》载徽事，只云春夜，不言月日。”据《博异记》，崔元徽在唐天宝年间，于洛苑东邻接受因每年春受东风之害的花精之请，画日月五星图立朱幡以避东风，时在二月二十一日。显然此徽事被后人附会于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之俗中了。在北方，《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幽人韵士，赋诗唱和。”
此外，二月二日为花朝的记载，见于明代方志。崇祯浙江《乌程县志》说：“二月二日花朝，士女皆摘蓬叶插于头，谚云‘蓬开先日草，戴了春不老’。”另外嘉靖浙江《淳安县志》记载：“二月二日，东西坊市为会，多以花丽相高，其间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观上人好尚而为之，乡间于是日祭里社。”所记城中两坊市风俗当与乌程志所载类似。不过此日乡间则是祭里社，耐人寻味。
花神的信仰与节俗唐宋始盛，它是植物自然崇拜拟人化的反映，不过花朝节风俗更多体现的是娱乐功能，受士人和姑娘重视。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文 昌 诞（1）
文昌神信仰的形成
关于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结合诸家注释和其他资料，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从形状上观察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比喻为筐，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并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的看法。《周礼•；春官》谈到大宗伯“燎祀司中、司命”，据郑玄注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看来其信仰汉代已在民间相当普及。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也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宋元间道教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据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已有学者指出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又助唐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南宋绍兴年间，又不断加封“武烈”、“忠佑”、“广济”的封号，成为“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八字封号。嘉定六年（1213年）改封“英显武烈文昭忠济王”。梓潼神的父母和妻子从北宋徽宗时起受到各种追封和加封。梓潼神的影响在宋代扩大，传至川外。而且除地方守护神的性质外，还具有预知科举仕进的功能。元代道士遂假托梓潼降笔为自传《清河内传》，称周初降生于黄帝后裔，以后历代显化，玉帝命其掌生死爵禄。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人遂以文昌帝君称梓潼神。元朝末年贡师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玩斋集》卷7）可知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
文昌神信仰的传播与普及
明代的文昌神信仰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梓潼神信仰的抑制，根据《明史•；礼志》记载可知，明初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官致祭。孝宗时代强调梓潼地方神的原有品格，将之与文昌六星信仰分开，取消国家的祭祀和学校的祠祀。至于民间的梓潼神信仰，仍然有视梓潼神为“文事”之神的情形。
文昌神信仰借助明朝崇奉北极真武而传播。玄武七宿被后人奉为真君，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道家附会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朱元璋平定天下，以真武阴佑为多，曾经于南京建庙崇祀。规定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朱棣靖难成功，为感谢真武神助，又于京城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称真武神为“北极佑圣真君”，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明朝以湖北武当山专祠北极，附以百神，以北极真武成为统领文昌之神。穆宗时在士大夫的主张下，“依北极祠文昌”，在武当山“得隙地于三公峰之阳”而建堂。堂成汪道昆写有祠记，汪道昆还为安徽休宁白岳齐云山的文昌祠写有祠记，记文开篇就谈到了北极真君与文昌的关系，可知文昌是由于位居北斗而被特祠的。
文昌信仰善书开始普及。明代文昌信仰与倡导暗中行善施德与人以致福的阴骘思想结合，在明中叶出现了不少此类善书，现存最早的阴骘文是15世纪中叶松江人颜廷表编的《阴骘文注案》。阴骘文即《文昌帝君阴骘文》，以文昌帝君扶鸾降笔写成，又称《丹桂籍》，丹桂喻科举及第，因文昌神主功名禄位故名。《文昌化书》在当时也颇为流行，士大夫以之劝善行教化，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文昌化书》的流行与地方官、士大夫为移风易俗而神道设教有密切关系。
明后期文昌祠设立明显增多。笔者从明人文集等资料中收集到有关文昌祠的24个事例，主要集中在万历以后，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万历时王世贞即指出其发展状况：“今天下所在有祠。”（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文昌祠分布地域较广，计有南北两京所属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南北方都有，反映出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展开。博罗县、德州、大名府的事例说明学校有文昌祠，学校并没有因孝宗取消梓潼帝君祠祀而不建文昌祠。文昌祠的设立一般是为了振兴文运，也有人言及文昌神的多种功能，如吕维祺在记中说文昌：“掌人间桂籍、嗣胤、名爵、福禄、寿夭、贵贱、地府、水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