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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一阵之后说：“马修，我实在不确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些调查。”
“怎么说？”
“照这个案子在本地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重新开案。即使那个女人体内的精液不是她丈夫的，又能证明什么？也许她有外遇，也许她的男友是希腊餐馆里的服务员，也许她丈夫发现了，因此引发这个事件。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投入大量人力到这个看来一目了然的案件当中。”
我们又交换了一些意见，我提到只要他能够弄到一张拘捕令，纽约警方就能在莫特利再次行凶前逮捕他。他说他也乐意这么做，但他的上司绝对不会批准。即使上司同意，法官也会认为他们没有证据支持这张拘捕令。
“你提到他威胁某人是吗？”他问；“你可以请她提出控告吗？”
“也许可以。不过他不是直接跟她交涉，而是在她的答录机中留话。”
“这样更好，这样就有直接证据了，就怕她把这段录音洗掉。”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我明白他的意思
“这盘带子已由我保管。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证据，虽然是威胁，语句却很暧昧。而且也很难证明那是他本人，他当时放低了声音说话。”
“他这样是想听起来比较毛骨悚然，还是不想让她认出他声？”
“也不是这样，他当然要她知道是谁，但我猜他也很小心，唯恐留下声纹证据。该死的混蛋，十二年前他是那么粗心又愚蠢，坐牢让他变得更难缠了。”
“的确如此。”他说，“牢中生活不见得能感化他们，但肯定会加强他们的犯罪技巧。”
下午三点左右，开始下起雨来。我在街上买了一把五块钱的廉价雨伞，还没回到旅馆前就已经吹坏了，只好随手把它扔进垃圾桶。我在屋檐下躲雨，等雨势渐弱，才走完最后几个路口回去。换下湿衣服，我打了几通电话，然后累得瘫在床上睡着。
睁开眼睛时已经将近八点。八点三十分，我走进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会议室参加聚会，那儿刚开始介绍演讲者。我拿了一杯咖啡，找个位子坐下，倾听悲惨的老掉牙酗酒故事。失业、家庭破裂、数次进出戒酒中心、向酒友乞求赏赐一杯、接触戒酒协会。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一念醒悟。现在这家伙穿着西装，梳着整齐的头发站在那儿演说，半点不像经历过他所说的那些故事。
之后的讨论会采用轮流发言的方式，由坐在后面的人开始报告，所以很快就轮到我。我原本准备不发言的，但他继续说了很多有关宿醉的事，他说如果戒酒是对于宿醉的长期缓期，那也真是值得的。
轮到我发言：“我是马修，我是个酒鬼，过去也曾宿醉得厉害。我自以为戒酒成功就不再受宿醉的困扰了，但当今天早上我发现自己头痛欲裂时，真的感到很愤怒。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以至今天我有一个不愉快的开始。后来我想起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都是带着这种痛苦醒来，但当时我却习以为常，甚至不曾感到不愉快。天啊，一个正常人如果在清晨有相同的感觉，也许会急着上医院检查，而我当时却只是穿好袜子，上班去。”
其他人也发表了些意见。后来轮到一个名叫卡罗尔的女人。“我自从戒酒以来，就不再有宿醉的情形发生了。”她说，“但我体会到的却和马修说的不同。因为我相信一旦我们停止酗酒，每一件事情都会顺利，再也没有厄运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了。然而现在我却发现这是错误的看法，戒酒的结果不在于使我们活得更好，而是使你在厄运降临时也得清清醒醒地承受。那些厄运仍然叫我疯狂，我简直不敢相信科迪会得到爱滋病。有节制心的人不应该有这种待遇的，但事情就是发生了，他们会生病，病了会死，跟任何人一样。而且，正常人不是不应该想死吗？以前当我喝醉时，常常想要自杀，现在我不那么想了，我以为也没有人会那么想，尤其是已经戒酒的人。但今天我得知托妮自杀了，这实在不可能，然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能酗酒呢？”
休息的时候，我上前问卡罗尔，她说的托妮是不是聚会里的成员。“她常来，”她说，“三年来滴酒未沾，托妮·克利里。”
“我不记得这位克利里先生①。”
“不是先生，是女士。马修，你也认识她啊，高挑身材、黑发，年纪与我相仿，在一家服装店上班，经常听她谈她和老板的恋情，现在记不得确实的故事了。我敢说你一定认识她。”
“我的天。”
“我从不觉得她像是个会自杀的人，不过这种事谁又知道呢？”
“前几天我们一起去皇后区吃饭聊天，我们两人再加上里奇·格尔曼，我们还一路搭车去里士满希尔，”我一边说一边在厅内寻觅找里奇的踪影，仿佛找到他就能证明我所言不虚，但他却未出现。“她那时看起来很愉快，一切都正常。”
“星期五晚上我也和她见面，当时看来也都没事，想不起来她那天说了些什么，但至少完全看不出沮丧或情绪低落。”
“聚会结束我们还一起去吃宵夜，她也是充满自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快乐。事情怎么发生的的？药物吗？”
她摇头否认，“她从窗户跳出去，报纸上已经刊登出来，今天的晚间新闻也报导了。挺恐怖的，因为她恰好落在一个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的年轻人身上，结果那男孩也死了。不可思议吧？”
留言条上写着：回电给亲戚。
这一次没有经过答录机的过滤，电话铃声才响了一声，她便立刻拿起话筒，“他打电话来了。”
“然后呢？”
“他说：‘伊莱恩，我知道你在家。把答录机关掉，来接电话。’于是我照做。”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叫我这么做，我就照做。他说有话要我转告你。”
“什么事？”
“马修，我为什么要关掉答录机呢？他无论说什么，我都不由自主地照做，如果他叫我把门打开让他进来，我是不是也会照做？”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样不安全，你自己也知道不能那么做。但你把答录机关掉并没有危险，这两种情况不一样。”
“我很怀疑。”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还是把这种疑虑往自己肚里吞。我问她：“他要你转达什么？”
“噢，对，实在是不知所云，至少我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他挂断之后，我就立刻把这段话写下来，免得我又忘记了。我放到哪里去了？”
我大概知道内容是什么，猜也能猜到。
“找到了，”她念道，“‘告诉他，我会夺走他周围所有的女人。告诉他，昨天那是第二号，路上额外的小子不必计费，就算是红利。’这些话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答道。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我感到非常别扭
11
我打电话给安妮塔，听电话的是她现任丈夫。我先为深夜打扰向他致歉，并请卡迈克尔太太听电话。虽然称呼自己的前妻卡迈克尔太太令我感到非常别扭，但毕竟比不上我要说的内容更奇怪。
电话中，我告诉安妮塔，或许是我太过于庸人自扰，但是我有义务预先警告她，有个家伙或许会对她不利。我很快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以前有个送进监狱的家伙，出狱之后开始进行变态的报复行动，他打算杀掉我身边所有的女性伴侣。
“但问题是，我目前身边并没有比较亲密的女性朋友，于是那家伙竟然把范围扩大，只要跟我沾上一点边的女性，全部变成他报复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两位遇害，一位曾在十二年前出庭作证使他入狱，另一位则和我仅有数面之缘，你知道的，就是那种点头之交的朋友而已，我甚至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还是杀了她，对不对？警察为什么不逮捕他呢？”
“我也希望如此。但在现在——”
“你认为我也有危险？”
“老实说，我并不确定，或许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即使知道有你这个人，他也应该不会知道你现在的夫姓或你目前的地址，不过那家伙似乎神通广大，消息来源很多。”
“他会不会对孩子们下手呢？”
我们的儿子，一个在军中服役，另一个在西岸的大学读书，我安慰她：“别替他们担心，那家伙只对女性有兴趣。”
“你是说他以杀女人为乐？天啊，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我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方便的话，他们夫妇俩一起去度假；第二，如果无法出门度假，便向当地报案，请求保护；第三，雇佣私人保镖；第四，随时注意周围环境，防范有人跟踪或监视，不要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入，然后……
“这个该死的，我们都已经离婚，我也改嫁了，难道那家伙就不能放过我？”
“不知道，那家伙或许是天主教徒，根本就不承认离婚。”
一阵讨论之后，我也请安妮塔的丈夫接听电话，将整个事件重述一次，以便共商对策。她丈夫听起来很细心，也很果断。挂断电话之后，我觉得她丈夫考虑周全，一定会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我真希望自己能和她丈夫一样果断。
我走到窗边眺望纽约市景。回想当初搬进这里，窗外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一览无余，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的大楼雨后春笋般冒出，逐步吞食了一望无际的天空。虽然窗外景观仍然怡人，但已不复以往。
天空又下起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