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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和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话，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牧业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至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第一部分序言（2）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动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队考察。他们于当年四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人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