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妫游聪蚶畎皆脊澹谒健芭鞒霭嫔纭背鲎试祭畎匠霭妗吨泄费菀濉防畎骄苡谜婷圃疲游薮耸隆Ｊ率瞪希笔备久挥姓饧医凶觥芭鞒霭嫔纭钡某霭嫔纾馓资橛稍读鞒霭嫔绯霭媸保凑业氖恰袄畎叫６钡让郑±畎讲⑽础氨懿皇褂谜婷悦庥诤偷惩饨岷稀薄Ｈ绱朔贪畎剑轮ぶ撩鳌４似涠�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七月十三日电话中一一否认。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八月十一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放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放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了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正至明，此其四。
本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书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前六六二），“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①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的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面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协”、“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的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史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惬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于是把董仲舒给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怅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这真是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高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②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蚀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本、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于忠臣之行也！”
在四时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时中四分之一的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什么也不主，它是头头，“土者，大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土之事火也；为人子者，视上之事人也。虽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因为五行的关系都是相生的关系，所以火生土，土变成了火的儿子，“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儿子替爸爸做事，是只尽其义。不计其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