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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资源被用于某一种用途，意味着它不能被用于其他用途。因此，当我们考虑使用某一资源时，我们应当考虑它的第二种最好用途。这一用途是机会成本的正式的度量（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机会成本：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最高收益。比如说，你吃一顿饭花了100元，而这100元还可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用它去旅游一次，也可以买书，还可以买水果，可以跟朋友打电话，等等。总之，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在你可以做的事情当中，哪件能给你带来最大收益的事情所给你带来的收益就是你吃饭的机会成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划不来”。这个“划不来”，就包含着机会成本的概念。“划不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事情本身来讲，与投入相比，产出不符合当事人的期望；另一方面，就投入来讲，用于此所获得的产出不如用于彼的产出。两种“划不来”的感觉都是没有获得最满意的产出。
《人道》 第四部分附：成事成人的品质（8）
机会成本，指的是同样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的最大收益。它是我们日常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则。比如说我们跳槽，我们就会综合比较一下跳槽后与跳槽前的收益，以获得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用机会成本来解释一些比较大的概念，比如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最强，为什么呢？因为进行革命的话，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机会成本相当于为零；而那些富人，革命的机会成本非常大，因此会反对革命，希望维持现状。
迟重
一个能成事成人的人，一定是一个成熟的人，而一个成熟的人，在日常的行为处事中，一定会让人有迟重的感觉。因为成熟，所以从容，从而能够迟重地来对待各种事情。
说话要迟，走路要重，行事要实，这是修养的日常工夫。一迟，则显得三思而后行；一重，则见得心有所系；一实，则根基稳固。说话太快，走路太轻，行事太浮，都不是修养之道。说话太快，则欠思量，思路会很不缜密，难免无意中得罪人。俗话说：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听。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而话语伤人，要再弥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走路太轻，则似轻飘飘的，不重，压不住，就显得没有分量，像一阵风一般。行事太浮，一件事情交给你办，看起来很快就办好了，但是，漏掉了很多细节，留下了无数的尾巴，要别人不停地为你补位，这岂不是劳民伤财？
说话太快，走路太轻，行事太浮，正见得是一个急躁的性情。而一急躁，则很容易动气，气动则易怒，临事怒则不明，不明则不智，不智则不周，不周则离灾难亦不远矣。常动气则有违自然的精神，伤身，于修养不利。
一个做不到迟重的人，是不会有多大成事成人的可能的。而看一个人，也就可以从其处事是否迟重入手，来判断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关于迟重，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是左宗棠。那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出头，只是一个举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被选中，心情的郁闷是可以知道的，刚好，在外做大官的陶澍回到了家乡，对左宗棠的才能和他作的一副欢迎的对联激赏不已，举人的左宗棠被邀请与朝廷的大员会面。左宗棠在作揖的时候，竟然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给碰断了，朝珠散落了一地。当时的人都惊呆了，左宗棠竟然一边捡着朝珠，一边侃侃而谈。事后别人问左宗棠当时紧张不紧张，左宗棠说，紧张，当然紧张，但紧张有什么用？
临事时要培养自己迟重的工夫，即使内心不能迟重，也要首先从外在上着手，表现得迟重，慢慢地，自己的内心也就会习惯于迟重，临事也就不会慌乱，也就可以很仔细地来思考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迟重的工夫，就是要从日常行为中去修炼。在快要冲口而出的一刻，将话给咽回肚里；在健步如飞之前，踟蹰而行；在临事之时，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
《人道》 第四部分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1）
当我摒弃掉所有别人的聒噪，回到胡雪岩和曾国藩的本身，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去感受他们的思想，去景仰他们的成就，将他们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再将自己摆上去，我觉得万分惭愧。从作为人来讲，我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们呢？研读他们之后，具体的细节大半反倒已经忘记，只有两个字凸显出来，日益表现出自己的存在，那就是“人道”！
当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成功作品，服从上级的指示，听信媒体的宣传，满怀着一腔热血，想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同时让自己生光发热。可以说，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是不看那种被批评为庸俗的东西的。我喜欢的是一种思维上的纯粹的、理想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文学青年，加入文学社，为朦胧诗作所吸引，更为古典文学而陶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现实，苏轼的闲适，李清照的清婉，秦少游的雅致，等等，我都很用心地去体会，沉醉在一种思维的盛宴里。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切，甚至是与他们同类的，都成了我热切关心和追踪的东西，同时，我也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偏见的人。看见胡雪岩，我很鄙弃地说，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俗气。看见曾国藩，我气愤地说，扼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汉奸。于是，毕业后，顺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进了政府机构，可是，事实并不如学校的教导所说。
当我又进入学校之后，已经是三年后了，与原来读理科不同，这次我学的是文科，而且是文科中的显学——经济学。我相信个人，相信个人可以守护自己的利益，我不再喜欢那种借大家名义说自己话的腔调。我开始更尊重个人，更强调个人的自我判断。在毕业的时候，我真正开始接触两个人，一个是胡雪岩，一个是曾国藩。或许，到那时候才真正接触到他们有点晚，但幸好，我真正接触到了他们。像被洗脑一般，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想自己可以像胡雪岩那样在铜钱眼里翻筋斗，想自己可以像曾国藩那样，从一个农村的小伢子成为高官。我接触着生活现实的一面，彻底地俗化自己。
那时候，媒体正在爆炒胡雪岩和韦尔奇，批判“红顶商人”的言论正当道，而举国的企业家和媒体都在推崇韦尔奇。胡雪岩成了韦尔奇的反面，成了韦尔奇的对立者，成了中国传统糟粕在经济领域的代表。看看各种各样的评论，什么“要做韦尔奇还是要做胡雪岩”、“明里韦尔奇，暗里胡雪岩”、“游走在韦尔奇与胡雪岩之间”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人都将胡雪岩视做现代管理的对立面，视做应该抛弃与打倒的传统。各个地方“红顶商人”的披露屡见不鲜，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先以“红顶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后便是在应有之义上一通批判，肯定不会有错，而且很时髦。胡雪岩被认为是“红顶商人”的始作俑者，是他们的祖师爷，自然逃脱不了干系，注定了陪葬的命。
而曾国藩死后的命运，与他有生之年相比，一点也不输于灿烂，一点也不输于波折，一点也不输于跌宕起伏。先是被认为儒家的最后一位圣人，直追孔孟，誉为清代中兴第一名臣；然后是被骂做汉奸；然后是刽子手；然后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后兴起的学“曾”。媒体也时不时会冒出一些争论。
这样的熙熙攘攘看得多了，吵闹过后，热闹过后，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反感，反感而后有批判，要批判然后有思考，我不禁思考起这两个人来：胡雪岩和曾国藩。
他们两个，论出身，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算不上什么名门，都是草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一步步自己进行积累，以取得一点成绩。
胡雪岩，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钱庄的跑腿，做一些擦桌子倒夜壶的事情，即使在钱庄，他也是底层人了，比他好的何止千百，除了那些穿短打的，长衫里面胡雪岩恐怕是最末的了，但是，数十年后，胡雪岩成了财神，那些许许多多比他起点高的人，依旧在原来的地方踏步不前，甚至有的一代不如一代。
曾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一个农家子弟，几次考试不中，最后一次，以同进士被录取。在朝廷中步步如履薄冰。后来书生带兵，从中谋得了自己的位置，一家两人封侯，成为天子之下的第一家，他自己，一个人影响了湖南数百年的运数，一直到现在。死后被皇帝谥为“曾文正公”。
“红顶商人”，是由“红顶”和“商人”两个词组成，不论你是先“红顶”而后成“商人”，还是先“商人”而后得“红顶”，都表明了一种事态，那就是官与商的结合。这自然是不好的，但放在胡雪岩身上来讲，难道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人道》 第四部分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2）
商人都是追逐利润的。马克思说：“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
胡雪岩由一个商人而戴上红顶子，于他自己而言是极不愿意的，于他的利益而言又是必需的。于是，从这个行为中，我们能窥探到的实质是：当时朝廷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当时朝廷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干涉，当时朝廷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经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