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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对这有把握啰？”
“嗯，”特里萨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自动程序。但即便是最复杂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来完善它，过分的模糊会使你前功尽弃。”
“过分模糊？”我问道。我发觉自己喜欢向她提问，还喜欢看着她的脸。
“过分的运动模糊，”桑德斯说，“录像带转动时速为每秒30帧，你可以把录像的每一帧视为一张用每秒1/30的快门速度拍摄的照片。这个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机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摄一位正在赛跑的运动员，跑动的腿只是无数条条纹。一片模糊。”
“这叫做运动模糊。如果你通过机械方法来改变这种模糊，那么看上去就会很别扭。图像的清晰度和边线看上去也会很不自然。这就回到那些俄国人的水平：你能看出这相片已经被改动过。如果要显示现实的动势，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萨说：“还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说，“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说，你看那台监视器。那人正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不过，当他带着姑娘在房间里旋转时，他的西服也随之飘了起来。注意，如果你将这一动势定格，并把它放大显出其象素，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件西服的颜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则是由渐变的较浅的蓝色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边缘。你无法从单独的一幅图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边线色彩不匀，你马上就能发现。如果要清除录像带上几秒钟的镜头，要花好几个小时，就像处理商业广告那样。不过，要是你不这样做，那么差别一眼就能看出。”说罢，他啪的打了一个榧子。
“这么说，即使他们复制了录像带，他们也不可能作删改啦？”
“5个小时可是来不及的，”桑德斯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啰？”
“这毫无疑问。”桑德斯说，“不管怎样，你走后，我们会反复琢磨这些图像的。特里萨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会告诉你这里是否有什么蹊跷。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没在我这里做什么手脚。”
29
当我把车驶进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的圆形停车场时，我看见康纳正站在俱乐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尔夫球伴鞠了一个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礼。随后，他跟他们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车后座一扔，便钻进我的车里。
“你来迟了，后辈。”
“对不起。只迟了几分钟嘛。我在南加州大学那边耽搁了一会儿。”
“你一迟到，大家都受累。他们出于礼貌，觉得非在俱乐部门前等你不可。像他们那样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们忙着哪。可他们又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尴尬，而你却几乎无动于衷。”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
“那么你现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辈。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车挂上挡，驶离了俱乐部。我从汽车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正朝我们挥手告别，并没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谁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华的东京海运公司老板，花田是伦敦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坂健一掌管着丰田公司设在东南亚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带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营设在曼谷。”
“那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来度假，”康纳说，“到美国休个短假，打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慢节奏的国家来轻松一下，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驱车沿着弯曲的车道驶上日落大道，停车等候绿灯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饭店。”
我把车向右拐去，直奔贝弗利山。“为什么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尔夫球？”
“哦，话得从头说起，”他说，“几年来，我这儿那儿给过他们一些好处。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关系得保持。只要他们来这儿，就给他们去个电话，送件小礼品，或者打场球什么的。因为，你压根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得用上这个关系网。关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阀和预警系统。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谁要打这场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当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打球？”
“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会的情况。”康纳说。
我想起了周六例会。我们在新闻编辑室所看的录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谢里尔·奥斯汀说道：“你不明白，这全是关于周六例会的事儿。”
“他们告诉你了吗？”
康纳点点头。“显然，这个例会他们已保持了很长时间，”他说，“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起初，会议在世纪广场饭店召开，后来移到谢拉顿饭店，最后改在比尔特摩饭店。”
康纳凝视着窗外。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颠簸行驶。
“几年来，周六会议成了常规活动。那些偶然来城里的著名日本实业家们也会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一起讨论如何对付美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应当如何管理等议题。”
“是吗？”
“是的。”
“太可恶了！”
“为什么？”康纳问道。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让一群外国佬在这儿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国家！”
“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康纳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看！我知道他们自认为有这种权利！”
康纳耸了耸肩。“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认为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某种权利，可以决定——”
“天啊——”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借给我们很多钱。彼得，还真不少呢。数千亿的美元！在这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周高达10亿美元。正是这每周10亿元，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钞票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他们并无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他们决定把钱回借给我们。我们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预算赤字。我们拿不出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日本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借给我们钱，当然，是以我们政府的某些保证为前提。华盛顿向日本人保证：我们将把自己的家理顺，我们要削减赤字，我们要改进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必要时甚至要提高税收。总之，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法案。因为只有这样，在美国投资才有意义。”
“唔——唔。”
“可是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我们听任赤字恶化，我们宣布美元贬值。1985年，美元的身价贬低了一半。你知道这对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进行的任何投资，现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润。”
关于此事，我还依稀记得一二。我说：“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刺激出口。”
“这是我们的意图，但并未如愿以偿。我们对日本的贸易平衡益发恶化。通常说来，如果你的货币贬值一半，进口物品的费用就会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对其氯乙烯合成橡胶和复印机大幅度削价，保持了他们的那块市场。记住，商场就是战场嘛。”
“我们的实际效果无非是使美国的土地和公司贬值，供日本人购买，因为日元如今双倍坚挺于往日。我们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银行都变成了日本人的银行。我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穷国。”
“这与周六例会有什么关系呢？”
“噢，”康纳继续说道，“假如你有一个酒鬼叔叔，他说，如果你借钱给他，他就戒酒。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钱取回。你想竭力从这笔倒霉的投资中追回部分款项。再说，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个酒鬼，就会醉酒伤人。你叔叔已经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商定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叔叔采取什么对策。这就是日本人决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纳肯定听出了我不以为然的情绪。
“喂，”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在搞阴谋诡计。你想接管日本人吗？你想掌管他们的国家吗？当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去接管另一个国家。做生意可以，拉关系可以，但不会是接管。没人想承担责任。没人想自找麻烦。就跟对付那醉鬼叔叔一样——迫不得已时才开开会而已。这是最后一着。”
“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吗？”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们的成千上万亿的美元，后辈。这些钱投资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里。这个国家里充满了古怪、自私的人：他们成天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你争我斗，一刻不停地争吵；他们文化教养低下，对世界孤陋寡闻，只知道从电视里获取信息；他们干活不使劲儿，对暴力和吸毒听之任之，似乎对此并不深恶痛绝。日本人在这块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总想捞回可观的利润。尽管美国的经济江河日下——很快就会落在日本和欧洲之后，变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稳住美国经济仍不失为一件要事。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吗？”我问道，“如此说来，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国的好事了？”
“我们需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