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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是这样，”她说，“这是对影像的强化处理。”她取出录像带，又放入另一盘录像带，开始放像。“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说这些都是原始带？不对，它们都是复制品。”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终结署名。”
特里萨俯身于装置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信号曲线，一边不断用旋纽和调节盘调节着。
“我想，你们拿到的就是复制品，不错。”桑德斯说道。他向我转过身子。“你知道，视频复制品的图像难以检测，原先的录像带经过若干次复制后，效果变差，但是用这种数字系统来复制，就没有任何差异。每一个复制品与原带确实都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录像带都是复制的？”
“特里萨不是在看图像，”桑德斯说道，“她是在观察信号。即使我们无法从图像来检测一盘复制带，我们有时仍然能断定，这些图像是不是摄像机直接摄下的，还是转录过的。”
我摇摇头。
特里萨说道：“这与录像带在头半秒钟中显示的信号有关。要是录像的视频信号先于回放的视频信号，那么重放装置启动时，输出信号中有时会有轻微的波动。这是机械装置造成的：重放装置的电动机不能一下子同速的缘故。重放装置中配有电子线路把这种作用缩小到最低程度，但间隙始终存在。”
“这就是你要测定的信号？”
她点点头。“这叫终结署名。”
桑德斯说：“要是信号来自摄像机，摄制的原始带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摄像机没有这种传动装置，摄像机总是立即达到某个速度的。”
我皱皱眉。“所以那些录像带是复制的。”
“情况很糟吗？”
“我不知道。如果它们是复制的，它们也就可能被做了手脚，是不是？”
“从理论上讲，是的，”桑德斯说，“在操作时我们得非常小心。要加以肯定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带子来自一家日本公司吗？”
“是的。”
“中本公司的？”
我点点头。“不错。”
“坦率地说，他们把复制品给你，我一点儿不感到惊奇，”桑德斯说，“这些日本人非常谨慎，他们不信任外人。在美国的日本公司的感受与我们在尼日利亚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他们被野蛮人包围着。”
“嗨。”特里萨说。
“抱歉！”桑德斯说，“不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日本人认为他们必须容忍我们，包括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迟钝、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无能。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如果这些录像带有什么法律价值的话，那么他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把原始带交给像你这样的野蛮警察。他们绝不会那样做，他们会给你复制品，保留原始带，以便在为他们自己辩护时使用。他们深信，不管怎么说，凭你们落后的视频技术，你是决不可能察觉它是复制品的。”
我又皱皱眉头。“复制这些录像带需要多长时间？”
“要不了多长时间，”桑德斯摇摇头说，“特里萨正在校验。5分钟一盘。我想日本人能复制得更快一些。嗯，两三分钟复制一盘。”
“要是这样，他们昨晚就有充裕的时间去复制录像带。”
我们讲话时，特里萨继续把录像带移来移去，看看每一盘带子的前面部分。一出现图像，她便朝我望一下。我总是摇摇头。我看到了各台不同的保安摄像机摄下的图像。终于，第一盘来自46层楼上的录像带出现了，那是我曾经见过的熟悉的办公室图像。
“这是其中的一盘。”
“好。我们开始了。把它录制到VHS带上。”特里萨开始复制第一盘带子。她快速放著录像带。图像激烈地跳动着。旁边的监视器屏幕上，信号也在急促地跳跃。
特里萨问道：“这与昨晚的谋杀有关吗？”
“是的。你听说了那场谋杀？”
她耸耸肩。“我从新闻上看到的。那凶手在车祸中撞死了？”
“是的。”我说。
她转过身去。她的面部轮廓惊人地漂亮，高高的颧骨，曲线引人注目。我想起埃迪·坂村是个人人皆知的花花公子，便问道：“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答道。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道：“他是日本人。”
瞬间里，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特里萨和桑德斯好像都知道某件事，然而我却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如何打听才好，只好看著录像。
我又一次看到阳光爬过地板。当办公室里的职员渐渐离开时，灯亮了起来。此刻，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接着，谢里尔·奥斯汀快速来到了。她身后跟随着一个男人。他们热烈地亲吻。
“啊哈，”桑德斯说，“是这个吗？”
“是的。”
他皱着眉头看着动作的进展。“你的意思是那谋杀被拍下来了？”
“不错，是几架摄像机同时拍下的。”我说。
“你在开玩笑。”
桑德斯陷入了沉默，继续看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图像变化十分迅速，除了基本情节外，其余很难看清。他们两人朝会议室走去。她突然的挣扎。他迫使她倒在桌子上。他匆匆地离开房间。
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看著录像。
我看了一下特里萨。她毫无表情。图像反映在她的眼镜里。
埃迪走过镜子，向黑暗的过道走去。录像带放完后，跳了出来。
“这只是一盘录像带。你说有不只一架摄像机在拍摄。总共有几架？”
“我想有5架。”我说。
她把标签贴在第一盘录像带盒上，又把第二盘录像带插进机器里，进行快速复制。
我问道：“这些复制品精确无误吗？”
“噢，当然。”
“所以它们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皱皱眉头。“什么意义的法律作用？”
“嗯，作为证据，在法院——”
“不，”桑德斯说道，“法院不会把这些录像作为证据的。”
“不过，要是这些是准确的复制品——”
“和这没关系。所有的摄影制品，包括录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证据。”
“我可没有听说过。”我说。
“这还没有实施呢。”桑德斯说，“诉讼法还不很明确。不过，就快实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采用数字系统可以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记得吗？多年前，苏联人是如何从他们五一节出场的领导人队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这在过去一直是项剪剪贴贴的工作——你总是能发现其中的破绽。留下的人物两肩之间会可笑地有着空间。或者后墙变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坏的地方有人企图修饰的痕迹。不管怎么说，你是能看出来的——相当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经变了样，整个事情十分可笑。”
“我记得。”我说。
“过去，照片总是相当精确，因为它们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认为照片再现现实。然而，近几年来，计算机使我们能天衣无缝地更换摄影图像。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编者不喜欢金字塔原来的位置。他们认为移动一下金字塔，构图会好一些。因此，他们就改变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无人能辨别。倘若你带着摄像机去埃及，设法重拍那张照片，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样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但是你却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有人能在这盘录像带上采用同样的手法吗？”
“从原理上讲，任何视频都可以改变。”
通过监视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谋杀案的发生经过。这台摄像机安在房间的一头。它并没有清楚显示谋杀的具体动作，然而接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坂村朝摄像机走来的画面。
我问道：“这图像能变到什么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变成任何鬼样子都行。”
“能变换杀人犯的特征吗？”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桑德斯说，“在复杂的、运动的图像上绘制一张面孔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一定的困难。”
我一声不吭。其实，说不说都一样。坂村曾是我们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呜呼。局长巴不得了结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桑德斯说，“日本人拥有绘制外表的所有想象视频系统种类和三维变形技术。他们能做的事我们如今已难以想象。”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这些录像带录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关于什么内容？”
我说：“谋杀发生于昨晚8点30分，如钟上显示的那样。我们听说这些录像带是8点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们要求他们交出带子，我们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几次。”
“跟他们打交道总是这个样。你最终什么时候拿到录像带的？”
“午夜1点半钟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么，”桑德斯说，“这就是说从晚上8点45分到午夜1点半钟，录像带一直在他们那里。”
“对，差一点就整整5个小时了。”
桑德斯皱起眉头。“5盘录像带，从5个不同角度拍摄，在5个小时内改变。”桑德斯摇摇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萨说，“这不可能！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要改变的地方太多了。”
我说：“你对这有把握啰？”
“嗯，”特里萨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自动程序。但即便是最复杂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来完善它，过分的模糊会使你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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