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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
28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万律师得有事可做嘛。他们必须每年挣3万美元。别的国家认为我们发疯了。”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看见一块用手写体写的招牌：高级图像实验室，还带有一个箭头。桑德斯带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国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流学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毕业生不会看汽车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文盲。”
我们走到过道的尽头，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懒懒散散，没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学，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样，并且能在二十几岁前赚上100万美元。能赚这么多钞票的唯一途径是当律师、从事银行投资、去华尔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赚钱、无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们想做的事。”
“也许只是在南加州大学才这样。”
“相信我，到处都是一样。大伙儿都在看电视。”
他打开另一扇门，那儿又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旧派，”桑德斯说，“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就在这颗行星上，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服，干我们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走向。而在世界这个小小角落里，”他说，“我们主张少做蠢事。我们分析广播网中的新闻，看他们在录像带上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分析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提出他们在何处施诡计——”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他问，“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带其他人？”
“没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继续飞快地走着。“我老是担心在这儿把人给弄丢了。哦，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实验室。好，这门我刚才离开时就是这样。”
他伸出手来，把门推开。我看着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桑德斯说。
我想这里的一切实在不敢恭维。
这间地下室里铺着生锈的管子，设备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地板上绿色的亚麻油毡有好几处卷了起来，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内到处排列着磨损的木头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两边垂着电线；每张桌子跟前，一个学生面对监视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处在渗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进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说：“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这儿的地下室。我们没有钱使环境变得舒服些，比如说，重修一个天花板。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注意你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