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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道，“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点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出现在客厅里，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紧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点。”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我尽力吧。”
我把两个电话的内容说了一遍。康纳默默地听着，既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发表评论。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也只字未提这一点。我说完后，他问了一句：“霍夫曼没跟你说是谁要求使用地面通讯的吗？”
“没有。”
“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只要条件允许，我从来不用汽车上的电话。现在偷听电话的人太多了。”
我把车拐上了菲格路。我已经可以看见不远处新落成的中本大厦前耀眼的灯光了。这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大厦拔地而起，直插夜空。我把车拐上右边的车道，随手打开放手套的箱子，取出一沓执行公务所需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联络官、中尉警探彼得·J。史密斯。正面是英文，反面是日文。
康纳看了看名片问道：“你打算怎样处理，中尉？以前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吗？”
“没怎么打过，”我承认道，“只接触过一两个酒后开车遭拘捕的家伙。”
康纳很客气地说道：“那么，我提一个也许我们可以采用的办法。”
“好啊，”我说道，“我感谢你的帮助。”
“那好。既然你是联络官，我们到了那儿之后，现场由你来掌握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行”
“不要介绍我，也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我。甚至连看都不要看我。”
“行”
“就当我不存在。你一个人全权处理。”
“行。”
“你要显得一本正经，站得笔直，任何时候都别解开衣扣。他们向你鞠躬，你不用依样还礼，只要点点头就行。鞠躬这种礼节，外国人掌握不好，所以连学都不要学。”
“行。”
“和日本人打交道时要记住，他们不喜欢谈判。他们觉得谈判的对抗性太强。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方式。”
“行。”
“手势的运用要有节制。尽量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日本人觉得手势幅度太大是一种威胁。说话时声音要沉着，语调要四平八稳。”
“行。”
“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
“那没问题。”
“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啊。有时候日本人真让人恼火。也许今天晚上你就会发现他们很令人讨厌。尽量把事情处理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要发火。”
“好吧。”
“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我明白。”
康纳微笑着说：“我相信你能干好。也许你根本用不着我帮忙。不过，如果你真遇到了麻烦，你就会听见我说‘也许我能帮个忙’。这是个信号，意思由我来接手处理。从这时起，就由我出面讲话。我希望你就不要再开口了，即使他们直接跟你说什么，你也别开口，行吗？”
“行。”
“也许你想说几句，但是要克制住。”
“我明白。”
“另外，不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要流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不管我干什么。”
“行。”
“我接手之后，你就站到我的右侧，稍稍靠后一点儿。千万别坐下，也别东张西望，注意力要集中。要记住，虽然你来自MTV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没有。他们是日本人。在他们眼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你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你本人，关系到警察局，而且关系到我，你的上级，你的前辈。”
“是，上尉。”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的前辈是什么意思？”
康纳笑起来。
我们的车从泛光灯旁开过，沿坡道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在日本，”康纳解释说，“前辈就是资历深的人，他对后辈给以指点。所谓后辈就是资历浅的人，是小老弟。前辈与后辈的关系无处不在。一般认为，只要一个年纪小一些的人和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在一起工作，就有这种关系。他们也许会这样看待我们。”
“是不是有点像师徒关系？”我又问道。
“不尽然。”他回答说，“在日本，前辈与后辈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前辈更像慈祥的父亲，对后辈应当宽容。对资历浅的年青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太懂事的过分举动和错误应当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不过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
我们下到坡底，眼前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停车场。康纳望着窗外，皱起了眉头。“人都到哪儿去了？”
中本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小轿车，司机们倚在车上，边聊天边抽烟。我一辆警车也没看见。在一般情况下，出了人命案的地方就像过圣诞节一样灯火通明，总会停着五六辆信号灯闪烁转动的警车，还能看见验尸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场。
可是今天晚上这里什么也没有，看上去就是一个宴会之夜的停车场，举止优雅的人们二三两两地站在一起，等候着自己的汽车。
“真有意思。”我说了一句。
我们停下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替我们打开车门。我下了车，站在豪华的地毯上，耳边传来柔和的音乐声。我和康纳朝电梯走去。衣冠楚楚的人们从我们面前走过，有穿着礼服的男人，也有穿着华贵盛装的女人。汤姆·格雷厄姆站在电梯旁边。他身穿褪色的灯芯绒运动衫，正在一个劲儿地猛抽烟。
2
格雷厄姆在南加州大学上学时曾经是橄榄球队的中卫，但却始终没能成为一流队员。这一段不走运的历史就像个性特征一样与他紧紧相随。他似乎总是错过重要的晋升机会，一直在警探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从一个处调到另一个处，可就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跟他很好合作的搭档；他说话锋芒毕露，在局长办公室里，也处处树敌。如今他已39岁了，晋升的机会日渐渺茫。他经常觉得忿忿不平，动辄发火；他已经开始发福——身体变得臃肿起来。他总是惹得别人很不愉快，所以不讨人喜欢。他认为要恪守正直，就必然得作一个失败者，要是谁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对谁讽刺挖苦。
“这身衣服真潇洒，”我走过去时，他对我说道，“你看上去真帅，彼得。”他煞有介事地用指头弹了弹我的衣领，好像上面有灰似的。
我没有答理他的话，开门见山地问：“事情怎么样啦，汤姆？”
“你们这些伙计应当来参加这里的晚会，而不是来执行公务。”他转过身与康纳握手。“你好哇，约翰！把你从被窝里拖出来是谁的主意？”
“我只不过来看一看。”康纳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带他来的。”我解释道。
“见鬼，”格雷厄姆骂了一句，“你在这儿对我倒没什么，我还可以多个帮手。那上面的气氛很紧张。”
我们随他一起来到电梯口。我还是没看见有其他警察，于是问道：“人都到哪儿去了？”
“问得好啊，”格雷厄姆说，“他们把我们的人都弄到后面那个载货电梯那儿去了。他们说从工作电梯上去更快，而且他们一直强调这次落成典礼的重要性，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它。”
在电梯入口处，一名身着制服的日本私人警卫把我们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二位是我们的人。”格雷厄姆说道。警卫点了点头，但仍用怀疑的目光斜眼看着我们。
我们进了电梯。
电梯门一关上，格雷厄姆就骂道：“该死的日本人。这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他妈的是这个国家的警察呢。”
电梯的四壁都是玻璃。它开始上升。我们透过淡淡的薄雾看着窗外洛杉矶的夜色。对面就是阿科大厦，在一片夜色中，它灯火辉煌。
“你知道吧，这种电梯是不合规定的，”格雷厄姆说道，“根据规定，玻璃电梯在90层以上是不准使用的，而这幢大厦有97层，是洛杉矶最高的建筑。这整幢大楼的来历也很不一般。他们只花了1个月就盖成了。你知道是怎么盖的吗？他们从长崎把预制构件运过来，到这里来把它们拼在一起。一个美国建筑工人也没有雇，说是有些技术问题只有日本人才能解决。于是他们得到了特许，绕过了美国的工会。你相信这些鬼话吗？”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