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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过啦，接受过内部事务调查啦，受过诸如酗酒、同性恋或跟踪妇女等不轨行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参加过吸毒康复治疗，与父母关系或与上司的关系上有没有问题等等。任何涉及个人的或职业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
“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挣的钱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伦特伍德，而是住在卡尔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灭了。她说她铸成了一宗大错，说她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说她不想跟一个警察过一辈子，也不想带小孩。她说一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她感到很遗憾，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家。”
康纳闭着眼睛听我讲。“唔……”
“我不明白这些事上有什么把柄可抓的。她两年前就离开这个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也不再愿意干警探了，因为我有个孩子拖累着。于是在通过考核之后，我就被调到特勤处去跟新闻界打交道。在那儿工作也没出什么差错，可以说干得还挺好。到了去年，负责亚洲人联络事务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唔……”
“我是说，我真的用得着那笔钱呢。眼下我有额外的开销，比如给米歇尔找个保姆之类的事。你知道为一个两岁小孩找个白天照顾她的保姆费用是多少吗？我雇了个人专门在家里照看她，而劳伦在多数情况下连孩子的抚养费也不付。她说她那点薪金还不够花的，可是她却买了一辆宝马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上法庭？可她是为该死的地区检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纳依然一语不发。我已经看见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飞机。快到机场了。
“不管怎么说吧，”我说道，“我干上联络官的差事之后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这种工作从时间上来说比较理想，薪水也高。这就是我会到这里来，和你一起坐在这辆车里的原因。就这样。”
“后辈，”康纳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们两人现在是拴在一起了。还是告诉我吧，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呀！”
“后辈。”
“真没有哇。”
“后辈……”
“喂，我说约翰，我跟你说吧，在申请去特勤处工作的时候，我的档案要经过5个委员会的审查。当联络官的人必须在历史上没有污点。我的档案经过那些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康纳点了点头：“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见鬼，”我说道，“我干了5年警探。干这么长时间难免会被人投诉，这你也知道。”
“投诉你什么呢？”
我摇摇头。“没有什么，鸡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过一个人，他指控我对他滥用暴力，但经过了解之后，那个指控被认为是不实之辞。我曾经逮捕过一个持枪抢劫的女人。她说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进行栽赃，其实那是她自己身上带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个杀人嫌疑犯说我在审讯的时候打他踢他，可是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有其他警官在场嘛。一桩家庭暴力案中，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事后打电话指责我骚扰她的孩子，后来她撤回了这个指控。一个青少年团伙的头头因杀人而被逮捕，他说我跟他搞同性恋，后来也撤回了指控。就这样。”
你要是个警察，你就会明白这类投诉就像马路上的车辆发出的噪音一样，令人毫无办法。你总是处在那些人的对立面，指控他们犯有这样那样的罪行。他们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事情就是这样。只要这些投诉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说法，不是反复抱怨同样的事，局里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两年之中有三四个投诉都说你滥用暴力，那么局里就要进行一下调查。或者说有一连串的投诉都说你搞种族歧视，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调查。其实嘛，就像局长助理吉姆·奥尔森经常说的，当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纳老半天没吭声。他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问道：“那么离婚的事呢？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现在相互还讲话吗？”
“讲的。还可以吧，不是很热情，但还说得过去。”
他仍然双眉紧锁，仍在寻找问题之所在。“你是两年前离开刑侦处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刚才说过了。”
“你说是干警探的工作时间对你不合适。”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还有呢！”
我耸了耸肩。“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干这种与杀人案有关的差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灭吧。我身边拉扯一个婴儿，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个有本事的检察官搞上了。我倒要来带孩子。我感到丧气，再也不想当警探了。”
“当时你进行过心理咨询没有？或心理治疗？”
“没有。”
“有没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没有。”
“有没有相好的女人？”
“有。”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有？”
我犹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长办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后来的事了。”
“可是，没有离婚之前你有过相好的？”
“是的。她现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调动了。”
“她以前也在局里？”
我耸了耸肩。
康纳靠在坐椅上。“好啦，后辈，”他说道，“如果只有这一点事情，那你就没问题了。”他看着我。
“就这些。”
“不过我得告诫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时就碰到过这类事情。当日本人决心与你对抗的时候，他们可以使事情变得非常棘手。确确实实很棘手。”
“你是想吓唬我？”
“不是。只是告诉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去他妈的日本人，”我说道，“我没有什么亏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找新闻界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处理完下一件事之后就到他们那儿去。”
13
一架波音747客机在低空飞行。飞机上的着陆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它正飞过一幅醒目的夜总会霓虹灯广告：女郎！女郎！全裸！女郎！我们走进这家夜总会时已是11点半钟左右了。
如果把帕洛米诺夜总会称为脱衣舞场倒有点抬高它的身价了。它原本是个保龄球场，经改建而成，墙上画着仙人掌和马的图案。它的内部似乎比从外观上看上去要小。在橙红色的灯光下，一个看上去快40岁的女人围着一块银色遮羞布有气无力地扭摆着。那些躬着身子伏在粉红色小桌子上的看客也跟她一样显得没精打采。上身赤裸的女招待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走动着。磁带录音机里放着嘈杂的音乐。
我们刚跨进大门，就有个人说道：“每位12块钱，可供应两杯咖啡。”康纳亮出证件后那人连忙说：“请吧，请吧。”
康纳环顾四周之后说：“我还不知道日本人也来这里呢。”我看见拐角处一张桌子旁坐着三个穿藏青色西装的人。
“难得来，”负责维持舞场秩序的人说道，“他们喜欢光顾市区那家明星脱衣舞场。那儿要豪华得多，脱衣舞女也多。依我看，这几个人是出来逛逛走迷了路才到这儿。”
康纳点点头：“我要找特德·科尔。”
“他在酒吧柜台那儿，戴眼镜的那位。”
特德·科尔坐在酒吧的柜台边上。他在那套中本公司保安制服的外面穿了件防风外衣。我们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目光呆滞地看了我们一眼。
酒吧招待走上前来。康纳说：“两杯巴德啤酒。”
“没有巴德，朝日牌怎么样？”
“好吧。”
康纳出示了证件。科尔摇摇头，把身子转向一边，出神地看起台上的舞女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
“关于什么？”康纳问道。
“关于一切。我只管自己的事。我已经下班了。”他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你什么时候下班的？”康纳问道。
“今天晚上我下班早。”
“为什么呢？”
“我胃不好，溃疡，时不时会犯。所以我今天提早下班了。”
“什么时候？”
“我下班的时候最多8点1刻。”
“你们上下班打卡吗？”
“不打。没有上下